随着《网络安全法》《民法典》《数据安全法》的相继颁布,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逐渐完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其广泛的适用范围与明确的制度设计,填补了我国在信息数据使用上的不足,构筑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治由立法为主向法律适用为主转变。从疫情防控到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再到更长期的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构建,这些都离不开对公民信息的采集使用。然而,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与数据安全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兼顾的局面,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打击犯罪、保障公共健康等方面,公共利益成为了限制个人利益的合法事由。如此一来,个人信息权益很容易被公权力所侵犯。换句话说,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既与个人利益、企业利益有关,也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有关,还与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当面对公共利益的需求时,个人信息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如何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思考的问题。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信息权益需要部分地让位给公共利益,而相关部门在实现公共利益时又易于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进行过度限制,甚至对其造成侵害。一方面,相关部门的行为具有现实上的合理性、法理上的正当性和法律上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它超越了法律授权,不正当地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对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了侵害,具体表现为:一是多头采集个人信息,二是重复采集个人信息、三是过度采集使用个人信息。这种过度或不当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有些甚至在网络上发酵后引起多部门联合整改,之后相关部门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变得更加规范。虽然以公共利益为目的采集使用个人信息是十分必要的,但公共利益内涵外延模糊和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缺失等制度因素使得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具有泄漏风险,对于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我国也存在救济难的问题,因此,需立足我国国情,合理借鉴域外经验,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对公共利益下采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