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二战后著名戏剧家,自其作品于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后,一直受到中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对米勒及其作品所做的研究中,大多数只关注于其代表作《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而忽略了其它剧本。事实上,米勒的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伦理价值观随着其写作时间呈现发展状态,而《推销员之死》只是米勒早期道德观的反映。本文通过对米勒另外五部重要剧作的细读,试图分析其中所反映的米勒道德观的发展。这五部剧跨时十七年,几乎涵盖了米勒早、中、晚期的代表作,分别为《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 1947)、《炼狱》(The Crucible 1953)、《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6)、《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 1964)、及《维琪事件》(Incident at Vichy 1964)。本文所选的五部剧中司法意象均占据着醒目而重要的位置,这也正是本文的切入点。所谓“司法意象”,在本文中指的是与法律或法律执行相关的意象,具体为法庭、审判、法官、原告、被告、律师、监狱、犯人、警察、警察局、拘留所等。这五部剧中的司法意象又可以根据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而分为两类：一是与美国40年代末50年代初盛行的麦卡锡主义相关的司法意象,这类意象大多是关于告密及背叛,如《严峻的考验》、《桥头眺望》、《堕落之后》等；二是与二战大屠杀相关的意象,这类意象大多是关于对人性的审判,如《都是我的儿子》、《堕落之后》、《维琪事件》等。通过对第一类司法意象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米勒对司法制度持一种怀疑态度,其司法意象也多展现出冷漠、不作为、甚至对无辜的人进行迫害的特点,反映了米勒对麦卡锡主义所持有的否定态度。在第二类司法意象中,米勒对犹太人大屠杀进行了反思,并将其与人性联系起来而得出人性中本存在着恶的观点。无论是与麦卡锡主义还是大屠杀相关的司法意象,其共同点为对人类负疚感的关注。在麦卡锡主义的笼罩下,政府对公民的爱国精神及政治正确性进行严格的监察,同时将敢于质疑的自由思想构建成不道德的存在,从而使怀有自由思想的人们产生负疚感。为了摆脱负疚感,人们出卖亲人好友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这种背叛行为又会引发新的负疚感。在大屠杀中,屠杀者背负着负疚感,而幸存者也背负着负疚感,一种因为别人死去所以庆幸自己活下来而产生的负疚感。通观米勒的五部剧,其对负疚感的描述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在《全是我的儿子》中,人们因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而产生负疚感,而这份负疚感又将人困住,使其在愧疚中停步不前、自我折磨,或是通过互相折磨而寻求解脱。此部分为负疚感的后果。在《炼狱》中,负疚感不仅让人停步不前,还会诱使人去进行更多的背叛,但主人公最终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中寻得了救赎。此部分为负疚感的救治。剧本《桥头眺望》由于其主人公行为的含糊性而介于负疚感的后果及救治之间。在《堕落之后》、《维琪事件》中,米勒转而开始探讨负疚感最原始的起因：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恶”的存在会引发人类之间的背叛,而“善”的存在又使人对自己的“恶”感到羞愧,继而引发负疚感。米勒对负疚感三个方面的描述展示了其道德观的发展及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