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是刑法学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当前刑法理论及实践之中亟待完善的部分。《大明律》作为我国古代最为成熟的法典,其在共同犯罪领域取得的法律成就对于今天的法学理论来说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大明律》作为对象,又以明代诸家律著为线索,在当代法律的视角下,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大明律》之共同犯罪展开研究。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大明律》之共同犯罪的法定形式。本文认为其法定形式至少应包括共犯罪、因人连累致罪及同僚犯公罪这三种。其中,共犯罪相当于共同正犯,因人连累致罪相当于共犯,同僚犯公罪相当于职务领域的过失共同犯罪。我国共同犯罪的形式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而德日刑法一般只讨论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因此,《大明律》在立法上将共同犯罪进行明确划分的作法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第二部分讨论《大明律》之共同犯罪的罪刑适用。关于定罪问题,本文运用犯罪阶层的理论能较好地反映其犯罪构成。其中,“据事”相当于对客观违法层的查明,“原情”相当于对主观责任层的确认,“勿论”通常表示对客观违法性的阻却,“不坐”通常表示对主观责任性的否定。关于量刑问题,《大明律》除了一般规定之外,还规定了彼此同科、验伤定罪、计赃科罪等特别方式,形成了较为科学的量刑体系。第三部分讨论《大明律》之共同犯罪的主要特点。本文将《大明律》与《唐律》,乃至现代的刑法典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特点有:其一,立法体例十分完善,既有总则性规范,又有分则性规范,兼顾共同犯罪领域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其二,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方法具有双重性,以分工分类法为先,区分正犯与被累人,作用分类法在后,于共同实行犯之间区分首、从犯。其三,《大明律》在改造《唐律》之后,其关于间接正犯和教唆犯的立法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十分接近于现代刑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