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理念,实干精神如春雨般滋养着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习近平主席在勾勒“中国梦”伟大愿景中,由古及今,将“实干兴邦”的治国理念从民族智慧中加以提炼。这一理念也多次在李克强总理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映为多层次的国家实践。“实干”与“权谋”的争论,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执政理念问题,更是自上而下,自民族文化及至具体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实干精神只有由国家层面及至独立个体的深入践行,才能真正发挥效用。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凝聚着广大中国力量的同时,更承载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而企业CEO作为企业的权力中心以及企业发展的风向标,其权力特质自上而下地引导着企业的文化环境与行为气质。CEO权力始终是研究领域中不容忽视的话题,CEO手中的权力不仅关系着自身,也关系着企业的价值创造。以往研究常常把CEO权力看做一个系统化的整体,从静态角度分析其经济后果。然而,在实际度量CEO权力时,往往又仅用单一特质来代替这一系统化的概念。与此同时,大部分研究都着重于CEO权力这一结果对于企业收益以及CEO私有收益的影响,而忽视了 CEO权力本身的动态过程。本文则深入探究了 CEO权力的动态变化机制,及其如何影响企业货币收益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基于CEO权力的两个主要来源(“生产性努力”和“权力投资”),本文从全新视角深入探析了 CEO权力变动及其经济后果。本文选取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1)CEO在其任期内,逐步从“权力投资”和“生产性努力”两条路径扩大其权力。(2)在CEO权力变化过程中,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效性程度越高,越会显著抑制CEO“权力投资”扩大行为,但不会显著限制其提升“生产性努力”。(3)CEO“生产性努力”和“权力投资”均与CEO私有收益显著正相关。(4)CEO“生产性努力”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而CEO“权力投资”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由此可见,CEO权力中与其经营实干能力密切关联的这一部分权力,在为其争取了合理的私有收益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货币收益。而与其控制权收益密切关联的这部分权力,即便为其争取了更高的个人收益,但于企业绩效有极大的损害。因此,董事会在努力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合理区分CEO权力不同来源及其属性,并加以区别对待,是必要且于组织有利的。本文的研究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均有较大意义。在理论层面,本文丰富了 CEO权力动态机制的相关研究,揭示了 CEO权力博弈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效用。此外,打破传统研究将CEO权力视为整体的局限,对CEO权力系统中的重要维度进行了定性分析,为CEO权力的研究理清了思路,为CEO权力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实践指导层面,本文为CEO权力变动将如何影响其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如何发挥合理效用提供了导向,打破了一味主张限制CEO权力抑或对此问题含糊不清的困境。此外,本文关于CEO不同权力路径对于其私有收益及企业收益影响的研究,为企业合理实施薪酬激励提供了新方案,有助于CEO薪酬计划包的更合理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