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1、《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1986-87年联邦德国就纳粹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是否独一无二以及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等问题发生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争”。这一争论的爆发和推进是联邦德国历史学学科内外复杂语境作用的结果，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第一，联邦德国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围绕新的历史政策展开的讨论;第二，历史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竞争;第三，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代历史学家在学科和职业的自我认知上的共性与分歧;第四，大众新闻媒体作为活跃的争论平台的介入。这些因素共同决足了争论的中心议题、发展轨迹、阵营形成和论战氛围。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学家的个体性与职业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史学争论的学术性与策略性构成了一个紧密交织的整体。　　2、《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二战后联邦德国爆发了若干大规模的史学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勇于争论、乐于争论、同时更善于争论的学科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更反映了这种争论文化在新的媒体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试图在对争论的特点进行说明的基础上，以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争论为代表，勾勒史学争论从学术论争到公共论战的路径演变，分析德国历史科学与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关系，并且从历史学家就此受到的挑战及其应对中有所感悟。　　3、《历史社会科学: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致力于批判社会史研究的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在1970年代经历了一场迅猛的崛起。比勒费尔德大学作为组织中心，为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机构空间和体制土壤。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社会合作伙伴，为学派著述的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便捷渠道。《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和《历史与社会》杂志作为思想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学派的人员凝聚、成果交流和理论传播。凭借这一时期掌握的体制性和社会性资源，历史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了学术交往网络，积累了学术资本，拥有了学科话语权，并且赢得了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它的成功表明，机构设置、学术出版和专业期刊等外在因素在史学流派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二战后联邦德国当代史研究之兴起与发展》:当代史研究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历史科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最初是出于应对政治领域对纳粹历史进行阐释的要求，从1950年代初开始，随着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和《当代史季刊》的创办，这一学科经历了迅速的概念化和机构化，其研究首先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为中心。但是，由于强大的理论质疑和现实阻力，当代史研究在一段时期内未曾在高校专业内获得稳固地位。这种非高校化的境况直接导致对纳粹历史的研究从整体德国史中被排斥出来。从1970年代开始，得益于学科转型和代际更替，当代史研究经历了高校内的组织膨胀，并且出现了以1945年以后的德国史为主题的“新当代史”。联邦德国当代史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以克服纳粹为目标，这是其区别与其他国家当代史书写的最独特之处。　　5、《纳粹体验与联邦德国历史学家的代群性》:历史学家的代群划分是史学自我历史化的重要手段。20世纪下半叶联邦德国史学的发展先后由“前线一代”、“战争青年一代”、“怀疑的一代”、“长寿的一代”和“战争儿童一代”主导。由于在纳粹时期不同的社会集体经验，这五代人的集体形象和对纳粹历史研究的态度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有力地证明了历史学家的时代体验如何与其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相联。　　6、《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科学史、社会文化史、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理念和方法给德国历史学家带来了启发，促使他们不断丰富研究手法。其次，制度、社会、文化等通史研究的分支概念纷纷被引入到史学史中，找到了各自对应的研究对象，使得史学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日趋多元化。晚近的德国史学史力求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