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涉及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等领域,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应是农民市民化问题。从理论以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共同互动协调发展,而在我国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的发展具有不协调的特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城市化要“化”的究竟是什么?——人的现代化。在推进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离开了人就无从做起。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来,城乡一直处于分割对立的二元状态,农民、市民身份背后的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利益差别促使农民要市民化受到限制。而近几年来,维护二元结构的各项制度逐渐被打破,却出现了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口、拒绝城市化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些制度制约着人发展的背景条件,影响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反过来,影响城乡从二元走向一元最终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城乡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的最终目标是农民市民化,而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的和意义,不是让所有农村人口都迁移到城市,而是要让所有人,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享受到现代城市带来的文明生活。从现有成果来看,农民市民化主要分为三类:农民工市民化、“村改居”“转居居民”市民化、失地农民市民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是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引发的主动城市化,“村改居”“转居居民”市民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引发的被动城市化,三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但在制度变迁方式上却截然不同。“村改居”“转居居民”市民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都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都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经阶段,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应该比亡羊补牢更有意义。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村改居”“转居居民”市民化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引发的被动城市化,目的是更好的探索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好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