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其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迫割让给英国，此后英国又几次借故拓展领土吞并了新界和九龙，在香港地区开始殖民统治。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香港迅速发展，经济成就显著，与晚清政府统治下的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这样一种让清政府尴尬，让近代士绅不解的现象，中国先贤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又是如何认识香港这一特殊现象的?本文以王韬为例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内容进行研究：第一章，近代先贤对香港被割占的历史有很多感触，但是在“华夷尊卑”思想的影响以及爱国主义感情的支配下近代先贤对香港的关注较多地停留在香港殖民地地位上，而很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初到香港的王韬由于其“边缘人”身份的尴尬更是对香港充满了种种抵牾。但是此后随着其自我人格的成功转型，他的香港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香港略论》、《漫游随录》等文章的研究进一步认识王韬的香港观。在这些文章中王韬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较之于他早期的香港论述，可见他对香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重新认识的过程。第三章，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正确的认识更是实践活动的指航灯。王韬香港观的日益成熟使他的实践活动日渐丰富。此后他在香港翻译典籍，著书立说可以说在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的思想更是对内地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四章，香港是“先进的西方”与“侵略的西方”双重挑战下的结果，所以香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发挥了窗口的作用，既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窗口，同时又是认识西方侵略本性的窗口。王韬机缘巧合定居香港，他香港观的日益成熟以及他在香港的活动正是对西方社会双重回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