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共有包括秦、汉在内的9个王朝实现了文化中心区的统一,历时1499年。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及统计实证的方法,论证了历代大一统中央王朝在不同区域内同时推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外关系模式。在东南方向的朝贡体系中,这些王朝普遍推行一种非扩张性的和平主义对外关系模式:尽管中国在物质力量(军事力量)上处于单极地位,却没有追求一种以消灭或彻底控制朝贡国为目的、最终实现霸权的对外政策,战争在彼此关系中不居于主导地位,和平共存成为常态。而面对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政权,这些王朝则共同推行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对外关系模式:将对方视为敌人和对手;最终目标是消灭或彻底控制对方;进攻成为优先考虑的手段,战和之间,实力对比是决定因素。任何以单一模式概括中国传统对外关系行为都存在以偏概全的错误。为了分析这两种模式背后的根源,本文首先建立了理解国家对外关系行为的理论框架,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受两类基本因素驱动和制约: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主要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物质力量分布、共有观念分布)。依据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论证后得出结论:在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国家经济利益认知:粮食是国家财富本身,农业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来源,商业必须加以抑制。这种利益认知使得东亚朝贡体系内那些农业生产条件不利的半岛、群岛国家对中央王朝统治者缺乏吸引力:“得其地不足供给。”在国内大行抑商政策的同时,海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更不会为此进行大规模武力扩张,这与重商主义思想驱动殖民体系建立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安全无虞的状态下,尽管历代中央王朝在东南方向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处于单极地位,但仍仅满足于推行一种维持现状的“不治主义”政策。而在西北方向,自然选择导致了汉匈之间长期处于霍布斯式国际关系状态。在一种军事力量的两极结构中,“内不足”而“力有余”的游牧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当国家面临敌人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实行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表明,昔日支撑这两种基本模式的具体因素均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单照搬历史模式无法真正昭示未来。相反,只有根据当代中国对自身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认知,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特征,才能正确理解、判断其对外关系走向,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