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从两个方面显著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其一,在民主精神的导引下,中国颠覆专制,走向共和,从而突破了近代化的瓶颈;其二,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观照下,“五族共和”、民族平等成为国内民族关系的新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题空前凸显。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满族的遭际与嬗蜕,无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焦点。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后(1898-1924年)满族历史嬗变轨迹的考察,主要遵循上述两条脉络,以满族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和八旗制度的变通、废除作为切入点。满族挥师入关,定鼎中原之后,采取了与拓跋鲜卑和蒙元统治者均有所不同,而更见高明的统治策略。满族贵族在沿袭明代内外文武官制,参用汉臣,借助汉人认同的儒学文化传统确立其统治合法性的同时,通过对国家政权结构和军事网络的精心构筑,以满汉分缺的官僚体系和“八旗子弟,人尽为兵”的八旗制度为依托,强化了满族“文膺心膂”、“武寄干城”的根本地位与独特角色。但随着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骤然加剧和近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这一统治策略遭遇强有力的挑战,变革旗制与满汉平权势在必行。清末满汉权力格局的调整和八旗制度的变通,发轫于戊戌维新,至1907年慈禧太后颁谕“平满汉畛域”而趋于高潮。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赞同立宪官僚的吁请和擘画下,清政府一则从变革官制入手,渐次删除满汉分缺,划一满汉升途,以塞众口“畸轻畸重”之指责;一则从变通旗制出发,逐步消除满汉之间在居住、交产、婚姻、司法、职业、教育、姓氏称谓、风尚习俗及社会控制体系诸方面的藩篱和经界,以敦情好而泯嫌隙。这些措施,在促动政治转轨和满族社会转型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清政府注定无法负载政治整合和民族关系整合的双重历史使命,在其踯躅与徘徊中,辛亥革命爆发,满族贵族对于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灰飞烟灭。辛亥革命缘“排满”风潮而起,故此,伴随民军的攻城拔寨,满汉冲突在所难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革命期间满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绝不应盲目地加以放大和渲染。综观各地独立的过程,在倾向和平之各种因素和各支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和平解决成为主流,大部分旗营并未经历长时间激烈的战斗,死伤的满族人数也远远低于某些传闻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