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流传问题的研究是科学构建古史史料学概念的重要基础。在传统的学术环境下,这一研究受限于传统的经学观念,并没有形成相关的问题意识和具体理论。随着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古书流传问题的研究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至于当代,许多地下简帛古书的问世,使得相关的研究大为推进。与之前相比,当代关于古书流传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相关的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相关的理论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但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对于古书流传和古书成书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本文选取早期古书的流传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早期《尚书》、以《缁衣》为代表的古礼《记》类篇章与《说苑》早期材料的流传,希望以此重新检讨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认识,推进古书成书理论,形成对早期古书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活动更为深刻的认识。既然以“早期古书”作为本文所研究的对象,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早期古书”的基本面貌。先秦流传下来的文献书目,主要记载在《汉书·艺文志》里,但其中的大部分已经亡佚,今天我们仅能看到书目。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其自身在流传中也可能因为文献活动而造成亡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古书流传的“优胜真汰”和相关知识权威的树立导致其他学派所传古书的亡佚。早期古书的主要书写载体是竹简或帛书,这种特殊的书写载体,使早期古书形成了“篇”与“卷”的特殊文本单位。具体来说,“篇”是指首尾完整的文章,而“卷”是指由简帛等书籍书写材料的存放方式而形成的书籍计量单位。“篇”既可以是文本单位也可以是流传单位,而“卷”一般只作为流传单位出现。古书构成的基本文本单位是“章”,而古书流传的基本单位是比“章”机构上更高一层的组织“篇”,“卷”则是古书存在并流传的主要形式。古书主要的流传途径有两种: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这两种途径在古书的流传中往往同时存在并且互相作用。从古书流传的方式来看,影响古书文本的主要流传方式有教授、传抄和整理等。从影响古书的其他因素来看,抄写者、书写的地域性差异和方言都有可能影响到古书的文本。《尚书》得名是在汉代,先秦时期相关文献称之为“书”,我们将先秦时期可能对今本《尚书》产生影响的“书”类文献称之为“早期《尚书》”。早期《尚书》的内容是先秦典籍所称《书》的最主要一种,它们也是今本《尚书》的主要来源。包括刘起釪在内的许多学者对先秦时期《书》的流传进行了研究,其中的许多认识,还有待相关出土简帛古书的检验。我们首先来看清华简《金縢》所反映的情况,通过简本与今本的比较,可知简本与今本互有所长,它们的分歧之处往往各有所本。与今本相比,简本具有楚地化的现象,是属于一个带有明显楚地特点的早期《尚书》抄本。说明在清华简《金縢》所处的时代,《金縢》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知识权威来保障一个定本的流传,而当时的著作观与相关的学派活动是造成《金縢》无定本流传的重要原因。除了清华简《金縢》,还有许多出土古书能与今本《尚书》有所对应,特别是郭店简中有大量引《书》的内容,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早期《尚书》流传和成书的认识。通过相关出土文献与今本内容的比较,我们认识到早期《尚书》流传的情况要比我们预想的更为复杂,而今本《尚书》二十九篇在先秦时期早期《尚书》流传中的地位要予以重新的认识。郭店简和上博简均有《缁衣》出土,这为我们研究古礼《记》类篇章的流传提供了绝佳的范例。从两个简本与今本的比较来看,两个简本之间基本一致,但简本和今本之间则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章内容、章序和引《诗》、《书》上均有所不同。简本内容的一致性,反映出在两个简本所处的时代,《缁衣》的文本较为固定;简本和今本的差异,又为我们考察古书在流传过程中,认识文本发生变化的原因创造了条件。经过研究,我们发现,《缁衣》篇的流传仍然体现了古书无定本的特性,而相对固定的文本会在流传中发生变化,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受书写载体的限制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差异;一是整理者在整理古书时按照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改写。从《缁衣》流传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书流传中学派活动深刻的影响了古书的文本,而政治权威对知识权威的树立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尚书》等文献相比,《说苑》成书较晚,但其成书所依据的早期材料可能并不晚。特别是相关地下古书的出土,使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说苑》成书所依据的早期材料其流传的过程可能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我们以上博六《平王与王子木》篇为例来分析《说苑》早期材料的成篇流传,它的相关内容,不仅见于今本《说苑·辨物》,阜阳“说”类残简中亦有部分内容出土。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平王与王子木》篇较好的保存了该则材料的早期原貌,汉人的整理对本篇的流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本篇的流传并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在流传上呈现出相对稳定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特点。此外,作为带有“汇编”性质的文献,《说苑》与其他传世文献互见内容很多,反映出其所据材料在内容元素上的活跃。我们以“孔子困于陈蔡”故事相关文献为例来分析《说苑》早期材料中内容元素活动的情况,通过比较各个文献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说苑》早期材料中内容元素的活动虽然十分活跃,但也有自己的规律。从《说苑》早期材料流传的情况来看,相关出土文献均离成书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阜阳简牍,它自身的特点反映出其尚处古书成书较为原始的阶段,还只是简单的材料汇编,有结集的倾向但并不足以形成一部古书。从这些认识出发,我们认为,在《说苑》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已经成熟的古本《说苑》,刘向整理《说苑》所据的“说苑杂事”只是一种材料的统称,而《说苑》的成书过程,可视为一种非“经”成书的范例。通过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关于古书流传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关于古书“成书”的标准问题。即在研读古书之时,我们应该要抛弃古书有定本的观念,充分考虑到古书在作成和流传上可能出现的多样性,将文本在当时的影响力以及其和今本的对应程度综合起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