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关系,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定性定量的分析环境规制和就业影响的机理、成因、相互作用关系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首先,本文论述了我国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就业的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的理论借鉴;其次,文献综述了国内国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和就业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减少就业,即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大部分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认为环境规制和就业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可以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而这些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而来,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都很少。基于这样一个研究现状,本文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环境污染作为一种要素纳入到AK模型中,环境规制作为污染要素的价格推出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在环境治理初期,环境污染的要素价格弹性较大,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在此阶段,环境规制就会限制就业,即环境规制会减少就业;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加强,环境污染要素的价格弹性逐渐缩小,环境规制反而会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对就业的增加量多于“替代效应”的减少,在此阶段,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推论出环境规制和就业存在“U”型关系,有可能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同时在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中通过满足环境质量方程的平衡增长路径,得出只有同时遵循“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进一步的促进就业的增长。最后利用全国29个省级1995-2013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1)环境规制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和就业存在“U”型关系;(2)各地区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已经率先跨过拐点,已经实现了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中部地区正在接近拐点值,西部地区目前还处于环境规制会限制就业的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环境规制的强度,才能早日跨越拐点;(3)环境规制对三次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也主要限制第二产业的发展,环境规制对第二产业就业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产业差异性;(4)门槛效应和脉冲响应实证也更加进一步的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门槛值,且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有利于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因此,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促进环境规制和就业双重红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