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横贯亚欧大陆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不仅没有阻断亚欧大陆流通的动脉,反而凸显了亚欧大陆血脉相连的历史传承。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为亚欧大陆国家加强产业技术交流,创新产业合作模式,优化产能空间布局提供了新的平台,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两端,中国与欧盟欧间的产业互动将影响着为未来沿岸国家产业发展,甚至整个亚欧大陆的产业合作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对中欧间产业合作过去与未来进行研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解读亚欧大陆国家产业合作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合作,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及丰富的资源为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国成为了雁型模式与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一环,但较于美国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规模迅猛增长。中欧间的产业合作规模一直较为“保守”。20世纪90年代,欧盟正式成立,中国邓小平南巡讲话坚定了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双方政治关系取暖开启了中欧产业合作的新纪元,欧盟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额迅猛扩张。尽管中欧产业合作开始较晚,但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2000年以后,欧盟持续东扩,中国加入WTO,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稳定发展使得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中欧贸易种类与欧盟对华投资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产业合作模式表现为中国与欧盟基于要素资源互补的垂直型产业合作,但金融危机后,欧债危机是欧盟经济实力遭受重创也暴露出成员国内部间的矛盾,而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廉的成本优势难以为继面临产业升级压力,双边投资与贸易规模面临瓶颈。中欧产业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德国工业4.0概念与中国制造业升级需求产生共鸣,经过了30年的合作历程,中欧产业合作面临转型。传统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于于东亚生产网络内的产业合作并且主要以发达国家的视角聚焦于产业转移的现象,忽视了合作主体中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本文拓宽视野以合作的理念对中国与欧盟间的产业合作历史与现状进行总结。基于投入产出法与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对中欧产业合作效益、地位进行测算,并对未来中欧以及整个亚欧大陆的产业合作格局进行展望。本文认为,中欧产业合作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首先,中国在产业合作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与欧盟十五国的垂直专业化比率逐渐降低,说明产业合作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数高于欧盟十五国大部分成员国。合作地位的转变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双方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欧债危机使得欧盟经济遭受重创,企业缺乏资金维持高技术产业发展。而中国在充当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本积累与生产能力的提升,不仅具有欧盟所需资金与庞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具备向一带一路沿岸国家及部分欧盟成员国进行产业输出的能力,中国正由产业合作中被动的承接者向主动输出者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有着更加活跃的表现,寻求参与5G通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标准的制定。尽管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医疗、精密器械等领域仍具有一定劣势,但在中国产业发展均衡,在中低端产业中保持着优势,具备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其次,双方合作地位的变化导致产业合作模式正逐渐由垂直型产业合作向水平型合作演进。从产业合作效益上看,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低端制造业关联度的增加对中欧双方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抑制作用,对欧盟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中国。但中端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关联度的增加与中欧双方总产出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双方在低端制造业已经不具备合作效益,产业合作领域逐渐向中高端制造业领域转移对双方经济增长都具有带动效应。最后,新的产业合作路径逐渐形成,表现为中国对欧盟投资屡创新高以及双方开展在第三国进行产业合作的尝试。金融危机后,传统产业合作路径面临瓶颈,中欧双边贸易额以及欧盟对华投资规模增长乏力。但中国对欧盟投资增长迅速,且主要集中于高端制造业,技术仍然是中国与欧盟开展产业合作的主要动机,而市场与资金则是欧盟对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在对中国产业合作路径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地理因素阻碍着中欧形成更为紧密的产业合作关系,双方在第三国开展合作可以有效节省高昂的运输成本,建立更为紧密的生产网络,拓宽合作的地理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欧产业合作深化的重要契机,产业合作深化不仅有助于双方经济增长,也肩负着未来亚欧大陆经济繁荣与政治安稳。新的时代翻开了中欧产业合作的新篇章,同时也拉开了亚欧大陆经济发展的序幕。欧盟十五国、中国、一带一路沿岸国家资源禀赋互补,具备产业合作的基础。曾经的东亚生产网络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相比于东亚雁型产业合作模式,但亚欧产业合作并不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复制,本文将在最后对亚欧产业合作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