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不断要求当地政府提高工资待遇,甚至掀起了一定程度的工人运动,政府不得不采取最低工资制度,以提高工人待遇。随着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潮袭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为了保证员工的最低生活标准,中国于1984年接受了国际劳工组织的26号公约,即最低工资确定公约,并于1993年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然而自从该规定问世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认为,该制度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成本,进而会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另一些人则认为该制度为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升级提供了激励措施。所以,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其固定资产投资的质量与强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现阶段我国积极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总体战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推动力,投资规模扩大与投资质量提升仍是我国总体经济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又好又快增长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视角出发,首先依据政策背景,指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我国城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随后区分企业异质性,探究不同特征企业面临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差异。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实证检验了城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并且利用工具变量法和置换样本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原结论仍旧成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会使得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为维持或扩大产出,会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即以技术要素增长弥补劳动要素支付,实现技术偏向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资源重新配置功能,企业倾向于减少前期要素市场错配下生成的资产存量,实现最具效率规模与利润扩大后转而利用有效的要素市场进行更有效率的固定资产投资,即实现效率偏向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本文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相较于资本密集型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更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弥补劳动力成本提升更倾向于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与市场竞争力,转而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以扩大企业规模与利润;其次相较于非制造业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更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企业技术与产品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刺激下更容易寻求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劳动力成本弥补与产品质量升级的同步发展,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继续扩大质量型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再次区分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后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其他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中依次减弱,是因为外资企业相较于国有、民营和其他类型企业的工资水平更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其影响并不大,而国有企业时常享有的政府补贴与预算软约束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多余支付,而民营与其他类型企业受制于融资约束、市场竞争等更具生产效率与反应能力,故迅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实现转型升级。最后相较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更能促进融资约束较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时,不会因流动性紧张而使研发创新与转型升级显得捉襟见肘,其更会把握市场的结构性机会,依靠资金优势扩大市场规模,或进一步依靠技术与产品质量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即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本文在研究视角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本文从最低工资标准角度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研究,手工整理了 2004-2018年15年间286个地级城市的最低工资数据,并与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合并整理,通过建立更科学、严谨的定量分析方法厘清二者关系,实证验证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微观企业投资的影响,既拓宽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评估视角,又为理解企业投资影响因素、制定企业投资策略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