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这鲜明地标注在当今许多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之中。这样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把以前“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的论述，还扬雄历史功绩一个清白。这至少表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多元思维影响下扬雄文论思想研究的巨大进步，清除了历史上长期对扬雄的误解与偏见。本论文在前人扬雄文论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在新角度和新思维的引导下，希望能够展现扬雄思想的丰富性，能够揭示扬雄思想对后世文学和文论发展的贡献。本论文分为三章，以扬雄思想的独特性为主，具体分析扬雄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在扬雄思想演变的过程中，思考扬雄在赋作、赋论等方面的努力探索中对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和“文人”演化和独立的贡献。第一章，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对扬雄的分析极为恰当，符合扬雄思想演变的实情。本章鉴于扬雄生活环境的变迁，以及在变迁过程中两大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背景，打算从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考察扬雄思想特点。从蜀地变幻多姿、多元混杂的自然文化背景到独尊儒术、理性功用的中央文化背景的变迁，早年生活时蜀地繁富绚烂的自然环境和多元而又智性的人文环境的熏陶，基本奠定了扬雄后期思想演变的大体格局。中年之后在儒家思想独尊的文化背景中，扬雄自觉地向儒家文化靠拢，然而，主观的理想及实践却因早年蜀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第二章，进行两汉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经学的影响是首先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经学是儒家思想在两汉社会的政治化，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践的客观结果。经学思想，尤其是经学的思维模式对汉代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极为重大。汉代的文学艺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儒家诗教“颂德”、“讽谏”的范围。当然，两汉的主体文学汉大赋也逃脱不了这一必然的历史命运。经学对汉大赋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协同汉大赋发展的同时也显示了它的阻碍作用。扬雄以儒家诗教的工具性要求对汉大赋作出了“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评价，这一否定性评价本身存在着诱发后世对汉大赋文学性思考的可能。汉代文学和文论思想的发展，都处于文学和文论思想成就灿烂辉煌的魏晋前夕，魏晋文学的自觉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一夜之间人为的奇思妙想，它与两汉众多文士的努力分不开，扬雄的智性思想及对汉大赋鲜明的变化态度对魏晋时期文学的质变功不可没。经学思维模式使得汉代士人对前人留下的经典顶礼膜拜，经典思想对后代社会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唯经典为标准只会导致社会的退化，扬雄以自己智性思想，在对经典的学习过程中更有闪光的思想智慧。我们依稀可以在扬雄的著作中看到魏晋文学自觉的曙光。第三章，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是诗、乐、舞一体的，中国古代魏晋之前并没有纯正的文学意识出现，当然，中国古代也没有纯粹的文人产生。独立文人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漫长的发展过程。文人产生于古代的“士”阶层，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产生于特殊的历史阶段，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以“道”为最高的精神追求，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历史发展使得士阶层不断分化，最终导致纯粹文人的产生。这样一种源流的历史关系使得二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士阶层对“道”的崇尚，文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士阶层对政治的参与，文人对参与政治的期许。在这艰难的分娩过程中，扬雄智性的自觉行为，对后世文人的发展，对后世中国古代思想家“智性”的增强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