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资本市场是与传统的商品市场紧密关联也有着差别的市场,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资本市场的立法有着双重性。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有自由性、开放性和平等性的特征、在欧盟和国际层面有着统一性的要求。另一方面,鉴于资本市场对于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国家需要在特定的情形下采取一些与市场经济本性不相符合的“不自由”的手段。因此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条和谐之路。　　 由此也产生了竞争法上的问题。也就是说立法者需要在自由和非自由之间、强制和反强制之间(从欧盟层面上说)和开放性和非开放性之间(从国际层面上说)进行考量。这也是竞争理论中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当国家因为经济政策的原因在资本市场上采取国家行为并且使得金融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发生非市场调节性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引出关于新的竞争状态的判断问题,这些判断标准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抗辩理由。在德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关于此类问题的立法中可以看到更加偏重实效和更加理性的立法动向。在德国资本市场的国家行为要考虑在本国资本市场和对超越本国而对整个欧洲共同体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且在有限信任的前提下引入经济学上的分析因素和其他相关因素使得立法问题超越法学本身而成为多角度多学科的问题。　　 本篇论文是基于国家立法的角度(公法角度),而不是基于个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角度(私法角度)来研究上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