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作为文学的一个长青题材,亘古的一个社会话题,因时代、地理不同而异。不同的时代风貌、社会环境和地域文化,爱情的观念及情状也因之千差万别。也正是这种千差万别,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爱情诗歌。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礼教的约束下的中国人,我们习惯于追求“温柔敦厚”,含蓄内敛,朱自清先生曾直言：“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①,也非尽然。因为我们的文学宝库还有这样两个情诗创作的高峰：《诗经》和南朝民歌。我国传统文化大致有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北两大派系：南北文化分别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中心。本文第一章便在确定民间爱情诗篇的基础上考察其所在地域的地理分布情况,随后第二章具体论述地域文化对诗歌风貌的影响。先秦时期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中原文化驳杂,但在礼乐文化的渗透下,诗风总体敦厚,《诗经》也呈现出这种特点。而江南文化清新自由,加上江南经济发达、市井商业的繁荣,特别是作者身份的众多,歌伎舞伎商妇、船妇的参与,对爱情的大胆倾诉,一任浪漫,使得南朝民歌爱情诗呈现出多样性,风格柔婉缠绵,清丽明艳。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述《诗经》与南朝民歌民间爱情诗的不同,如南朝民歌,则从民歌的繁荣、女性身份众多、诗歌意象和江南特色称谓等方面考察,最后总结地域文化变迁对诗歌风貌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因素的变迁。“文学即人学”。本文第三章主要从《诗经》与南朝民歌爱情诗看女性人性的发展,包括社会风尚的变迁,女性爱情观的异同等,并通过《诗经》民间爱情诗、汉乐府民歌、南朝民歌等分析研究女性意识的觉醒、人性的发展。先秦时期《诗经》时代的礼乐文化背景到南朝时期礼崩乐坏,玄学兴盛,伴随着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真爱、自由及美的提升,就是人性解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