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诉一体”并不是单纯将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权的批捕权与公诉权直接合并行使,而是检察机关通过“大部制”改革对原有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将原有的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整合重组为刑事检察部门,由一名员额检察官或一个办案组对同一个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工作进行办理,即由同一个办案主体统一行使检察职能的办案模式。随着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司法责任制、检法员额制改革以及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司法配套体制不断完善下,“捕诉一体”改革成为新时期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检察系统的捕诉关系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一体”和“分离”中交替,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全国检察机关陆续分设独立的捕诉机构,将批捕权与公诉权分立的“捕诉分离”办案模式全面实行了二十余年。2018年7月25日,张军检察长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的讲话透露出“要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为突破口,实行“捕诉合一”改革”,对学界与实务界长期存在的我国检察系统是否应实行“捕诉一体”改革争议作出首次回应。随后最高检在2019年1月3日国新办举行的当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重新组建十个检察业务厅,明确对刑事案件实行“捕诉一体”。本文以L省G市人民检察院的近五年办案数据为样本进行调研,通过汇总L省G市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来批捕、起诉等数据,对比分析实行“捕诉一体”和未实行“捕诉一体”的相关业务数据,探究“捕诉一体”办案模式取得的实效及存在的弊端。总体上看“捕诉一体”办案模式在该检察院推行一年以来,在避免重复审阅卷宗、缩短审查办案时限、减少案件退侦退查、缓解案多人少矛盾、重构侦诉检警关系以及提升检察官履职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与现行“捕诉分离”相对的办案模式,“捕诉一体”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审查逮捕权异化风险、“诉讼监督”弱化、内部监督制约缺失引发的案件质量风险、一线办案检察官办案压力大、一定程度影响刑事辩护等方面。最后,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捕诉一体”办案模式的优化提出意见,有所针对的提出一些解决途径,如通过探索批捕诉讼化改造,进一步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案件繁简分流分配、大轮案模式以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方面,并对“捕诉一体”后的辩护权利保障进行思考建议。以求通过制度完善及规则细化弥补“捕诉一体”在实践中的不足之处,使该办案模式在履行检察职能的过程中更加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需求,满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