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色文明(黄河流域文明)最显著特点,就是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治思想。这种德治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由孔子首创,中经孟子发展,集大成于荀子后,变成了以“仁”为基本内核和以“礼”为基本形式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全面而又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概说来如下:其一,在政治秩序上,它要求“正名”、“复礼”;其二,在选拔人才上,主张“举贤与能”,强调个体道德素养;其三,对执政者要求上,强调“修身”、“垂范”等影响作用,以便通过“由内到外”、“由己及人”过程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最后,在民众治理上,强调“先富后教”、“先教后刑”,做到“明德慎罚”。这种德治思想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微观逻辑点所支撑:1.法先王的复古思想;2.性善论的人性前提;3.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4.以君主为主的德治对象;5.利益调和的统治策略;6.等级制的社会理想模式。总之,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一种以“仁”为体(核心和价值目标),以“礼”为用(具体规范和手段),以“礼”达“仁”之“仁政”目标的思想价值体系。然而,儒家这种以德治国思想却遭到了来自具有当时相似背景而又另辟治国蹊径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强烈批判。从总体上看,韩非对儒家德治思想所进行的批判集中在“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上,这既是他批判儒家德治思想的焦点、核心与中心点,也是他本人主张以法治国的焦点、核心与中心点。韩非针对儒家德治思想及其微观逻辑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即:1.以法后王来矫正儒家复古思想;2.以性恶论来质疑儒家人性前提;3.以为政在法来批驳儒家为政以德;4.以排除君主来萎缩儒家对象范围;5.以利益对立来反对儒家利益调和观点;6.以“法律平等”来否定儒家等级特权。就各自人性观与治国方略的内在逻辑而言,儒家在人性问题上都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的人性观深深影响了它在治国方略上侧重于内因——人的方面寻求哲学依据的必然性和坚定性。人性既然是善的,善性就是德性,那么作为人性主体的人就必定是有道德的,可以信赖,这样,儒家在国家治理上就最终落脚于“为政在人”观念上,笃信“为政在人”理念,重在人之“德”的建设上。反过来,这样的理论结论又深化了儒家对人性善的认识。这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与治国方略二者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深化的互为过程,其内因逻辑推理如下:善→人可信→为政在人→人有“德”↗↘人性观点以德治国↖↙善←人必可信←为政在人←德是人“德”与儒家相反,法家韩非认为人性趋利避害,“恶”在其中,因而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在韩非看来,如果在内因——人方面找治国方略则是枉费心机,应该诉诸于人之外的外因上找答案。韩非正是基于人性这种“恶”的悲观估计,才促使它对内因——人的失望,并诉求于外因找治国方略的必然性和坚定性,那么,人性“恶”也便就充当了它法治方略的哲学依据。在韩非看来,人性之“恶”只有用“法”才能有效约束,以“法”治“恶”,治恶就是治人,治人就是治国,从而,韩非最终得出“为政在法”结论,并以此作为治国方略。反过来,这样的理论结论也深化了韩非对人性“恶”的进一步认识,二者同样也是互为的过程,其外因逻辑推理如下:“恶”→人不可信→找外因→人身外之“法”↗↘人性观点以法治国↖↙“恶”←找内因←人必不可信←“法”在人之外韩非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反映出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缺失,这些理论缺失主要有:1.在如何对待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关系上的偏失;2.有关人性问题的各自理论失缺;3.为政在德还是在法上的偏颇;4.韩非在法治对象上的致命弱点;5.各自在价值追求上的不足。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儒家德治和法家法治虽存在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其实质都属于传统人治,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传统人治方略中互补两翼。尽管如此,韩非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仍然对以后中国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代中国治国亦有众多启示作用,这主要有:首先,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其次,必须要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再次,必须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等;最后,必须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