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一位特殊而伟大的诗人,他在历史上有着多重身份——胸怀理想的士人、固穷守节的隐者、琴书自娱的诗人;在生活中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承载着家庭复兴的希望;穷困潦倒时受到妻子埋怨,面对孩子又深感愧疚自责。后人把陶渊明看成一位鄙弃功名、恬淡自然的高士,却往往忽视了他在生活中的凡人角色和真实处境,甚至屏蔽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身心交瘁的病人。陶渊明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又患脚疾、店疾,这些身体疾患严重影响他正常的生活节奏,他甚至一度因病“不复为文”。晋宋易代之际本身就是一个疯狂、血腥、病态的时代,陶渊明在这样的时代里,忧惧时局,嗟叹贫穷,忍受孤独,悲悼亲情,从现代心身医学的角度看,这些消极情绪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虽然贴有多重身份标签,但陶渊明的本质是怀才不遇的“士”,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心理学的层面上看,政治上充满挫败感的陶渊明对个人的价值目标进行了转移,从复兴家业、兼济天下转向固穷守节,躬身田园,“逃禄归耕”就是这种价值转移的实现路径。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似乎做得很成功,他当时就成了著名的隐士,心理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和补偿;死后又成了伟大的诗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身后之名。但是,隐居只是陶渊明理想破灭的权宜之举,田园是其身心无处安放时的无奈归属。隐士或诗人的光环并不能掩盖他在现实中贫病交加的艰难处境;他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位士人的“猛志”,面对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他更是无法做到内心波澜不惊!陶渊明的一生对现实充满了幽怨,但鱼骇鸟惊的政治环境让他不敢怨天尤人,哪怕是一声清脆的呐喊!重压之下他只能发出“人生实难”的无声叹息!这种幽怨而压抑的负面生存体验,是陶渊明致死的痼疾。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一位身心俱痛的病人,他在阅读和创作中寄托情感,缓释痛苦、愉悦身心,心理得到平衡,人格保持稳定,从而实现了从疾病到健康的自我超越。他的自疗实践不但完美契合文学治病的艺术原理,也给后人留下了如何调适身心的健康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