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八年,大蒙古国便以兵威臣服安南,迫使安南称臣纳贡。在此之前,安南陈朝一直是宋藩属,接受宋朝册封。由于忽必烈致力于平宋,陈朝利用宋、元之间的矛盾,对宋、元实行两面政策。它虽然被迫向元朝纳贡,但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对元提出的"君主亲朝"六事大多敷衍推脱,坚决不接受。自元平宋后,忽必烈的视野便转向海外,推进以占城为重点的海外诸蕃诏谕,迫使占城臣服;同时对安南陈朝越发强硬和高压,极力想控驭支配陈朝。至元十八年十月,元廷置安南宣慰司,立代觐的陈遗爱为安南国王,遣兵护送回国;设立占城行省,准备明年正月以占城为据点出征海外。至元十九年(1282)占城"既服复叛",六月元廷便决定远征占城。同时安南也拒绝元朝任命的国王,但并没有见到忽必烈立即兴兵征安南的记载,元朝与安南的战争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底始告爆发。如此一来,问题是元廷为何选择先征占城而后攻安南?在忽必烈出兵占城问题上,史料中有"既服复叛"、"执国使兴师问罪"两种征占城原因的记载,到底孰是?另外,元平宋前,安南陈朝已臣服元朝多年,但安南国主却使用不同的名号分别同宋、元交涉,致使元史史料记录安南国主名号及帝系传承出现错误,后来更是以讹传讹。因此,有必要厘清当时陈朝统治者是谁以及他在元史史料中对应的名号,这是研究早期蒙古和安南关系、也是研究忽必烈出兵安南问题最为基础的一步。本文拟在充分利用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汉文史料基础上,参照越南现存史籍,进一步吸收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重新探讨。第一章简要介绍忽必烈出兵安南、占城前的两国关系。元平宋前,元对安南谕以"六事"并极力要求"君主亲朝",安南对宋、元实行两面政策,使用两个名号分别同宋、元交涉,对元的要求推脱敷衍。自元平宋后,元对安南越发强硬与高压,安南则表现恭顺,努力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同时期忽必烈的视野转向海外,积极遣使招谕海外诸国臣服,确立了以占城为据点向海外扩张的计划,最后由于占城反叛,元廷出兵征占城。第二章是陈朝王族名号的专题研究。先是利用《陈秀嵈神道碑》补充纠正山本达郎的判断,或许"煚"和"照"字形和意义相近,太宗"陈煚"在中国史料中有两个相似的名号传写——"陈日煚、陈日照";陈朝太祖"陈承"在中国史料对应的名号是"陈胜"。接着梳理研究元史史料对陈朝王族名号的失实记载,从史源上讲,《宪宗实录》是最早记载安南王名失实的史料,《元史》馆臣依据《宪宗实录》的记载认可"陈日煚传国于长子光昺"这个错误记载,致使以讹传讹。元史史料对安南王名记载失实的原因:一是对陈朝特殊的上皇制不了解,陈煚退居上皇后仍旧掌控着安南事实上的实权,对内对外皆由上皇决断;二是退居上皇的陈煚更名"光昺"来与蒙古进行交涉,处理两国外交关系。最后对"陈审"、"陈建国"名号进行研究,《安南志略》"陈建国"就是越南史料中"陈嗣庆",《陈秀嵈神道碑》"陈审"对应越南史料中的"陈安国"。第三章是忽必烈出兵占城·安南问题的专题研究。先分析忽必烈征占城的原因,指出忽必烈灭宋后,视野便转向经略海外诸蕃,地处"西洋航线"要冲的占城是其重点关注对象。元廷最晚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便有了以占城为前沿基地出征海外诸国的打算,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置占城行省,正式确立以占城为据点经略海外的计划。依据此计划,"占城叛元"才是元征占城的原因,而"国使被执"只是元时文人叙述元廷征伐占城时对外宣称的借口。虽然元朝对安南越发高压和强硬,极力想控驭和支配安南,但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元廷有意让新任命的安南国王陈遗爱供应占城行省军食,安南只是配合以占城为据点出征海外计划的一环,忽必烈对占城的战略定位远比安南重要。可以说,元平宋后,忽必烈的战略重心已转向经略海外诸蕃,占城是其经略的重中之重,以元廷对安南的考量,安南始终是为实现这一计划而配合的一环。只是元军海路征伐占城受挫时,安南与占城陆路连通的优势才受到忽必烈的关注,但并不意味其战略定位超过占城,其仍然从属于元廷征服占城,以占城为据点出征海外的计划。最后对唆都军浮海征占城航线进行考察,其航线也就是——过七洲洋、万里石塘,交趾洋,历交趾、占城界到达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