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其在诸多方面直接关系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6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快速增长和发展,社会局势保持基本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治理西藏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西藏区情、解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是将治理西藏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形成科学治理西藏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不断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需要全面把握中央治藏方略的脉络和精神实质。　　 现有的的研究文献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和治藏政策的研究尚不多见；二是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形成的内在逻辑重视不够。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问题为线索,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实际,特别是与西藏工作的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一方面,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所形成的治藏方略；另一方面,研究治藏方略的不断实践和完善,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而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内容。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　　 第一章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形成的逻辑起点。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重点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等方面。接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形成的思想借鉴,包括“大一统”、“恩威并用”和“分而治之”、“从俗从宜”等内容。最后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历代治藏方略的借鉴,分析了从元代到中华民国时期的治藏方略。　　 第二章研究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首先研究了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与消融民族隔阂。其次研究了平定武装叛乱与西藏民主改革。接着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策的实施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建立。最后分析了“文革”浩劫与维护治藏方略的努力。　　 第三章研究了第二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首先概述了两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治藏工作机制。接着分析了治理西藏的政治方略,重点在于治藏方略上的拨乱反正,包括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对“拉萨骚乱”的正确处置。接着分析了治理西藏的经济方略,着重分析了治理西藏经济方略的“三次提升”。最后,分析了治理西藏的社会方略,着力分析了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成西藏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探索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西藏教育全面发展等方面。　　 第四章研究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本章在概述了在1989年10月的中央“十条指示”与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首先分析了治理西藏的经济方略,重点分析了治理西藏经济方略上的“两次提升”。接着分析了治理西藏的政治方略,重点分析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深化、中央对达赖祸藏乱教反动本质的概括、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主动治理策略以及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最后分析了治理西藏的社会方略,着重分析了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藏族与其他民族实现交流与交融、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第五章概述了两次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与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分析了治理西藏的经济方略,重点在于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全国援藏”范围扩大和方式完善以及实施更加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等方面。接着分析了治理西藏的政治方略,重点在于制止拉萨等地严重骚乱和打击犯罪问题、采取措施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等方面。最后分析了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推动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方面。　　 第六章研究“治藏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问题。文章首先重点分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经验、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特殊区域由中央进行谋划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问题。接着重点研究了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对特殊区域的谋划机制、全国对口支援特殊区域发展等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接着分析了跨越式发展、对待分裂主义采取主动治理等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问题。最后重点分析了“两对矛盾”的认识问题、“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把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纳入了科学发展轨道、衡量民族工作成效重要标准等方面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问题。　　 总结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之处:　　 第一,提供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新的视角。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主要有两个源泉,概括为“二源说”。一源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治藏”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既指导了治藏方略的制定和实施,所形成的思想成果又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源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并实施治藏方略中继承了历代中央王朝或中央政府治藏方略所形成的优秀思想,并且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二源”在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辨证的,相辅相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就难以在历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没有历代中央王朝或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的治藏方略中所形成的优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又只能是无本之木。　　 第二,运用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新的材料。笔者大量查阅了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制定的治藏思想、方针、政策,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关于西藏工作一系列讲话和指示。笔者参与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筹备的全过程,在为期7个月的筹备过程中,查阅了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资料,到西藏和四省藏区进行了专题调研,还系统阅读了中央筹备领导小组所属7个调研组全部的调研报告。由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对于笔者完成课题研究,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三,构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新的逻辑架构。借鉴经济学建立数学模型的思维方式,构建了本文的逻辑框架。将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作为“圆心”,然后梳理与之密切相连而又对其起重要作用的“四至”,包括上游的“治藏思想”,下游的“治藏政策”,国家层面的“治国方略”,西藏层面的实际情况等。在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和贡献时,大量地是通过论证与之相联系的“四至”及其对治藏方略的作用来求证的。这样一个逻辑框架,对增强课题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提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新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中国历史形成的治藏方略的思想和经验,在60年的治理西藏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随着解决西藏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地在发展前进。在这种发展前进过程中,丰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具体地讲,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面对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框架内如何解决好民族和宗教问题,解决好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无论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治藏方略,这个核心问题处理不好,其他问题就无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除了总的结论外,笔者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这“三大法宝”外,还有“两大法宝”。一是善于总结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历史上形成的经验；二是善于分析国内外形势,揭示并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任何重大的方略都放到国内外的大背景中去统筹和考量,都把解决主要矛盾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第五,廓清了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新的脉络。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中,以中央各代的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为主脉络,在每一代领导集体中,对其最具特点的思想、政策、措施和成果进行总结研究。同时,以中央召开的历次重大的研究西藏问题的会议为辅脉络。原因,中央每召开一次研究西藏工作的会议,都是西藏工作处于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而召开会议,集中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关于西藏一个时期的政策和措施,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思想和治藏方略。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对廓清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脉络更具意义。　　 第六,探索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对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示的过程,是极其具体而又丰富,从这些具体的方面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能够揭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生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就是这样的经典案例。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为案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极其具体而又丰富的中国化过程,是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领域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