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我国“反家暴法”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日本“配偶暴力防治法”保护令对比的角度,对中日两国保护令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共四章内容,分别从两国保护令的立法规定、签发数量、以及执行保障三方面对保护令的实施情况进行对比。第一章为中日保护令制度概述。从立法背景和立法沿革两个角度对中日两国保护令制度的发展进行分析。我国“反家暴法”出台以前,各地尚未建立起多机构合作的受害者救助模式,也未明确保护受害者的相关责任主体。而日本已经存在一套运转多年的妇女援助机制。我国16年“反家暴法”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提出了适合审理家庭暴力的规范性要求,另外已经出现相关地方立法。日本2001年制定“配偶暴力防治法”,并经历四次修改,其中对保护令制度的修改幅度较大。第二章为中日保护令立法内容。分别分析中日两国保护令内容的规定,并对比两国异同。我国现行“反家暴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禁止施暴令、禁止接触令、迁出令三项具体措施,以及一项兜底条款。日本“配偶暴力防治法”第十条规定了保护令的相关措施,包括禁止接近受害者、禁止电话等方式骚扰、禁止接近子女、禁止接近亲属等人、迁出五项措施。对比两国条款,我国和日本法上的迁出令、禁止接触令存在一定相似之处。我国的禁止接触令和日本最大不同在于规定的具体程度。我国和日本法最大的差别即是我国法明确规定了禁止施暴令,同时日本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三章为中日保护令签发情况。从数据统计分析的角度研究两国保护令各项措施的签发情况。经统计,我国“反家暴法”实施至今约5年时间,每个基层法院每年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数量不到一份,这与离婚案件显示的家暴基数相比,仍是很小的数目。日本平均每个地方法院每年约签发4.35份保护令。对比来看,日本保护令下达数量远超我国。就各项保护令措施来说,中日两国对除迁出令以外的保护令的申请的认可度均较高,迁出令的签发在中日两国都极少。日本对保护令签发数量远高于我国,主要有申请材料证明力较高、离婚率较低、保护令分类较具体三方面原因。第四章为中日保护令的执行保障。研究两国法律保障保护令有效执行的措施,分析日本未赋予保护令执行力的情况下,提高其有效性的措施。我国虽然规定了法院、公安、基层组织三个执行主体,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如何执行,实践中,法院下达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往往面临没有机构保障执行的状态,最终仍然依赖公安、妇联等组织。日本以刑事处罚作为违反保护令的处罚措施,施暴者一旦实施违反保护令的行为,将被提起刑事诉讼。极大提高了保护令的威慑力。同时日本还有公安部门行政力量的支持。整体而言,日本法中的禁止电话令和禁止接密切关系者的措施可以为我国借鉴。日本保护令措施较我国更详细具体,使得法官签发保护令时有一定参考标准。从执行保障来看,目前最高院联合七部委出台“意见”,虽然将执行责任分配给了协助执行的机关,却未明晰对法院执行主体的责任。日本建立了基于民事和刑事之间保护令制度。将保护令程序置于民事诉讼的框架内,但该保护令由刑事处罚来保证,但该方式是学习欧美的产物,我国尚无此类做法。但日本警察鼓励并努力劝说家暴受害者提交受害申请,主动积极的工作方式可以为我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