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农户的角度分析了大豆播种面积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分析了我国大豆大量进口的原因及大豆播种面积的变化趋势。生产者播种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由于农户决策行为的复杂性,往往很难准确掌握农户据以决定生产的所有因素以及其微观的决策过程,故大多数学者认为农作物的相对收益预期是农户生产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相对收益预期又由相对价格、相对单产和相对生产成本共同决定。任何一个变量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农作物相对收益的预期,进而影响到农户的播种面积决策。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任何生产者都是理性的。在土地供应刚性的约束条件下,某个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主要由预期的相对收益来决定。某种农产品的预期相对收益上升,则供给量增加,预期相对收益下降,则供给量会减少。对大豆的生产来说,决定其预期相对收益的主要因素为大豆及其替代作物的预期价格和单产。在本文中我们认为中国农户大豆播种面积的决策主要受到的是受理性预期的影响,也就是上三年的平均价格、单产是农户本期播种面积预期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个假设前提在第五章中得到了论证。但是我们在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数据验证大豆播种面积是由相对预期收益决定的假设条件中发现,大豆的预期相对收益并不是影响大豆相对播种面积的主要因素。大豆及替代作物的价格对大豆相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系数的大小符合理论的预期,但是实际值较小；而大豆及替代作物的单产对大豆相对播种面积的影响系数与预期相反而且显著；大豆相对播种面积主要受以往决策的影响。在随后对大豆生产者供给价格弹性也进行了估计,发现在改革开放后大豆生产者的价格弹性非常小。在此基础上,引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有,预期相对收益是不是农户大豆播种面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我国大豆供给的特定背景下,预期相对收益是由幼稚型预期决定还是理性预期决定?大豆生产者的价格弹性是大还是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指导国家如何对中国大豆播种面积决策的宏观调控,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有：第一章和第二章为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立足点。在土地供给刚性的前提条件下,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各种农作物预期的相对收益决定了具体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并列举了几种成熟的预期理论,在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农民是依据上三年的平均价格、单产做出播种面积的决策。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为替代作物的选择与描述性统计部分。第三章根据大豆的生长特性选择各省适当的替代作物；第四章通过统计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以及各省大豆的价格、单产的变化趋势做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得出我国各省大豆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各不相同,这为我们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截面。第五章和为相关的计量分析。在证明了中国农户大豆播种面积决策受理性预期影响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估计了改革开放以来(1979-2008)大豆播种面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在此段时期内大豆预期相对收益并不是大豆播种面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大豆播种面积影响的主要因素为对以往决策的事后评估和修正。为了证明预期相对收益是大豆播种面积重要影响因素的假设,将改革开放后以大豆市场开放为界(1996年)分两个阶段进行估计,得出在大豆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后预期相对收益是大豆播种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证明了原假设。第六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和相应的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决定我国农户大豆播种面积的主要因素为大豆生产的相对预期收益,而预期相对收益取决于大豆及替代作物的预期价格和预期单产也即上三年的平均价格和单产；而从全国来看,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大豆播种面积减少的趋势是必然的。政府如果要调控国内大豆供给的话,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大豆的科技投入水平,提高大豆的单产；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对农户播种行为的价格预期进行必要的指导,使得农民的预期不再主要靠上三年的价格和比较收益作出,可以在大豆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稳定国内产量和农民收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