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个性独异、成就卓著并早就蜚声中外文坛的著名作家。他自称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表示“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借朴素优美的故事发泄自己作为一个乡下人长期受压抑的感情，描绘他理想中的优美的人生样式。他的湘西小说代表了田园浪漫主义的典型形态。他从自己的主观条件出发，综合了“五四”乡土文学和创造社、新月社一些作家的艺术经验，把“五四”浪漫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发展演变轨迹和各种风格的彼此消长。但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他被迫在40年代搁笔，从而导致长期被历史、被读者所遗忘。直至80年代才重新“出土”，被重新发掘和认识。 作为“京派”的主要代表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为读者展示了一片神奇的湘西故土，这片神奇的天地在沈从文此后的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不断的发生变化。本文试图从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域故土”在其不同创作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入手，对其乡土小说的创作进行全面的回顾，并对其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发掘。 本文分上下两篇共六个部分。前四个部分主要是对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不同阶段进行评述，后两个部分主要探寻沈从文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的新质。 第一部分：现实的失落与梦中的故土追忆——早期的“地域故土”。本部分主要分析了传统文化和都市心理压力对此时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认为沈从文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主要是以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楚文化的传奇色彩和野趣横生的乡土抒情风味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沈从文的初期乡土小说创作主要是一种特殊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表现展览，是作为一个“乡下人”来到城市之后，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和不同的生活体验带来的反差所造成的早年故土带着甜味的幸福追忆。 第二部分：走向失落的“地域故土”。本部分着重分析了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氛围的调整，使沈从文有条件再次拾起刚进都市时失落的思想武器，重新以“转机”时就已认定的新思想、新思维，来细致审视湘西这块“地域故土”。这种重新审视是建立在沈从文开始融入都市生活然而依然坚持以“乡下人”自居的心理机制上的。在城市生活多年以后，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都市文明的影响，开始不自觉的以现代的都市文明作为参照来考察湘西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并开始在这种参照中发现湘西文化不可避免的危机。以1928年创作的《柏子》为标志，沈从文一反早期对“地域故土”的一味歌颂，开始严肃地思考湘西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性格。这表明沈从文的创作意识在20年代末期已出现转变。他早期小说创作中精心塑造的“地域故土”正在失落。 第三部分：寻觅中的“理想家园”。“地域故土”的失落，使对故土“怀有不可言喻的温爱”的沈从文要在小说创作中为民众寻觅一个“理想家园”。《雨后》标志着这种理想主义的抬头。他只能从他有限的“故土”范围内寻找理想。集沈从文“理想家园”之大成者，是他在1934年完成的中篇小说《边城》。这部诗化的民族志，以自然纯净、充满生命活力的湘西世界为参照系，对充满虚伪、污秽、生命萎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都市作了批判，并借此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理想中的爱情，理想中的人性。以《边城》为标志，沈从文对于“理想家园”的探寻到达了极致。 第四部分：并不理想的“理想家园”。沈从文寻觅“理想家园”的实质，是为保存和发展民族品德中充满人性的一面。人性美充当了“理想家园”大厦的顶梁柱。但是他所表达的这种“人性”并不圆满。在他的作品中，只能用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契合的理想状态构筑成一种社会模式，一方面用古老纯朴的原始民性构成这种社会最初的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又用新的观念米刺激它。显然，他不是沉醉在这种理想之中，他对他理想的社会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对它术来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注。湘西世界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理想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中定格。 第五、六部分：以近年来“沈从文热”的兴起为契机，从探讨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为什么再次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入手，论证了沈从文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增添的诸多新质。ill是和传统文化的靠近，对民族文化中“贫用卜善”的发扬，使沈从文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小说极易拥有心灵相通的读者：而他那有别于其它乡十小说的艺术新质以及这些新质的独特历史贡献，更是任何关心和爱护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们所不能忽砚的。上足这两方面的原冈，使沈从文的乡十小说在历经数十年的隔膜后，能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