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即翻译研究的重点从语言学派关注的“怎么译”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国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也就是说,翻译研究已经超越语言层面,转移到其它能够制约翻译的因素之上了。我们把推动文化转向的这批学者称为文化学派,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翻译就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对翻译行为具有操纵作用”的三因素论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与三因素论为基础理论框架,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国诗学特点的分析及与之相对应的不同中文圣经译本的比对,来探讨中国诗学传统对《圣经》汉译起到了何种影响。众所周知,《圣经》具有神学、文学和历史的三维特性,历史悠久、经久不衰的圣经翻译让《圣经》成为翻译语种最多,译本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而同样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国文化无疑让《圣经》的汉译成为了圣经翻译历史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西方翻译理论学界和中国翻译理论界,“诗学”一般都被认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一是文学观念。文学手段涵盖了表现作品内容的一切方式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因素,而文学观念则涉及作品内涵以及其在文学系统当中所处的地位,这也是由作品本身所传达的精神决定的。鉴于这两部分所牵涉的范围面非常广,本文以小见大,以此定义为出发点,在构建了对中国诗学传统理解的基础之上,仅从语言形式与主题的表现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简而言之,中国诗学传统在本文当中就是形式与内容,而在这两个具化的层面当中又选择了语体的转变与诗歌的主题这两个典型角度来进行分析讨论,以期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并能对之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圣经》的中文版本面世之后,经历了从古文到半白半古再到白话文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同样也是语言发展的大致历程。因此在形式层面上,本文对应此转变过程将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选择一个译本的片段进行讨论,以此得出中国诗学传统对《圣经》汉译形式上的影响。虽然每一个阶段会出现不同的译本,但同一阶段的译本在语言形式上是一致的,因此只需选择一个代表性译本即可,而不会出现例证的片面性。而在内容层面,本文选择了诗歌这个在《圣经》当中十分重要的文体,以诗歌当中抒情诗与叙事诗这两个主要的诗体为切入角,分析中国译者在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主旨与感情时是如何取舍的,最后发现这种取舍实际是与中国诗学传统的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综上所述,本文立意虽大,但着眼点却十分细微,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仅希望以一家之言,助众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