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认知为视角，运用哲学、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和概念整合理论，以封闭语料库为依托，对《哈姆雷特》原文、梁实秋和朱生豪两个译本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穷尽而系统的识别、标注、统计、定量、定性和对比分析，对原文中“悲”主题及其“仇”、“喜”、“玄”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解读，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梁实秋与朱生豪的翻译对原著概念隐喻的处理，以及这种处理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方面的特色和得失，并得出了隐藏于其后的译者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　　第一章绪论概述了《哈姆雷特》汉译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从《哈姆雷特》汉译出发，并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积淀对译本进行的深层次剖析研究还不多见，因而有必要从语言和思维结构等维度来考察翻译主体对文本意义的认知，而这种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就是考察《哈姆雷特》中的概念隐喻和两种译本对这些概念隐喻的处理。论文分析了隐喻在《哈姆雷特》主题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考察两位译者对该剧概念隐喻处理结果对于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积淀的认知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在阐释《哈姆雷特》的形式特征和语言风格、意象与主题等解读要素的基础上，主要对隐喻翻译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从概念范畴、原型范畴、隐喻映射方式（贫弱或丰富、多层映射等）、认知语境特别是文化模型和认知模型的异同等方面，考察了翻译主体的跨语言域和跨映射域的概念整合，分析了概念整合过程中与目标语隐喻受众的主体间性的实现问题，认为原型范畴观、隐喻内部结构、译者与作者及目标语受众的主体性间性共同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　　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论文以《哈姆雷特》原文和两个译文的平行语料库为依托，首先深入到《哈姆雷特》作者的思维深层、参照当时以基督教信仰为思想基础的文化模型这一最根本的认知语境，对《哈姆雷特》中“悲”主题及其“仇”、“喜”、“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分析，穷尽地解读了疾病、狩猎、淫秽和鬼神等四个主隐喻系统和其他辅助隐喻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梁实秋与朱生豪对原著概念隐喻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讨论了隐藏于这些翻译策略之中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深入分析了这些翻译策略的运用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等方面的特点和得失。　　第三章考察和分析了《哈姆雷特》“悲”主题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所采取的策略与原则。　　分析表明，表现“悲”主题的，有以疾病为意象的主隐喻系统、与这个主隐喻系统相关的表现为“黑暗”、“霉晦”、“死亡”等意象的辅助概念隐喻，还有以“法轮”为意象的概念隐喻。“疾病”主隐喻系统主要由“情感—疾病”这个映射关系构成，通过该隐喻系统，剧作者刻画出了丹麦社会的腐败，凶杀者克劳迪斯的罪恶。而其他辅助隐喻则通过视觉映射到剧中压抑的感情上，成为《哈姆雷特》另一个时空语境和主导基调。主隐喻系统和辅助系统的诸隐喻，以强烈的视觉、听觉、触觉冲击，为观众（读者）制造了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两位译者对“悲”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采取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和原则:翻译基本层次范畴相同之隐喻意象、原语与目标语中原型范畴相同之概念时，完全保留隐喻意象和寓意;翻译原语与目标语原型范畴相异之概念时，改变意象，只译出寓意，或者选择概念虚化策略。而对于多层映射的隐喻，翻译时则选择要凸显层次的语义。　　第四章考察和探讨了《哈姆雷特》“仇”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　　“仇”次主题由主要的狩猎意象隐喻系统和辅助的非狩猎意象隐喻系统组成。这些概念隐喻构架了整出戏曲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刻画了主要人物被压抑的悲愤、紧张和痛苦。在狩猎意象的主隐喻系统里，还包括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的概念隐喻，这些隐喻和其他非狩猎意象的隐喻，如“罪(sin)”等意象的概念隐喻，前者映射为获取猎物的行为，后者表现出野蛮或不法伤害行为的特征，共同表达了迫害的寓意。这些隐喻形成了一个多意象、多语义的网络，构成了悲剧的“突转”和“发现”的情节成分。论文特别指出，“罪”意象的概念隐喻是《哈姆雷特》超越传统血腥复仇剧之关键的概念隐喻。　　两位译者在翻译“仇”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可以概括为:文化模型替代和文化虚化。具体表现为:翻译双语目标域同、始源域相异之概念时，保留隐喻，改变意象;翻译双语始源域、目标域相同之概念时，对于贫弱映射的隐喻概念，根据原型范畴观，凸显隐喻的目标概念，改变或删除意象，保留寓意，进行文化模型替代;或者凸显隐喻的始源概念，保留意象，删除寓意，进行文化虚化。而对于文化叠加（限定）隐喻概念、即丰富映射的隐喻概念，则根据原型范畴观，删除意象，保留寓意，或完全删除隐喻而只做解释性的翻译。　　第五章讨论了《哈姆雷特》“喜”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的采取策略和原则。　　在“喜”次主题之下，存在着带修辞格和不带同修辞格的两类概念隐喻，而后者又有无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和有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之分。无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比如用纯洁、真诚、珍宝、明月、冰清等来表征遵守性道德的女孩或恪守婚姻道德的妇女;而有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都是以不洁、不道德等特征类比不法、卑鄙的行为或事件。论文特别指出，《哈姆雷特》淫秽意象的概念隐喻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狂欢文化的终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代表了莎士比亚幽默的辛辣，反映了他对人性鞭辟入里的剖析;“喜”次主题之下的隐喻概念反映了人物冲突，代表着人物的政治话语，是悲剧隽永的重要元素。　　两位译者在翻译“喜”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时采取了这样的翻译策略和原则:根据对剧中人物原型范畴的选择来决定概念隐喻的翻译。在翻译原语目标语基本层次范畴相同的隐喻概念时，保留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译出寓意;在翻译原语目标语基本层次范畴不相同的隐喻概念时，对于原语目标语范畴层级对应之概念，改变意象，或删除意象，只译出或部分译出寓意;而对于原语目标语范畴层级不对应之概念，则删除意象或增加意象，进行解释性翻译。　　第六章考察和探讨了《哈姆雷特》“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及两位译者翻译这类概念隐喻时采取的策略和原则。　　“玄”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可分为有宗教文化色彩和不含宗教文化色彩两类。有宗教文化色彩概念隐喻，可进一步分为鬼神意象的概念隐喻和基督教等其他意象的概念隐喻;不含宗教文化色彩概念隐喻，则主要包括梦、影子和反常精神状态等超自然或虚幻的自然意象的概念隐喻。鬼神的世界其实就是人类现实社会的虚拟映射，它对应的是外部世界并不存在一种实体，它从人类原逻辑思维中的生与死的互渗中获得了意义;而基督教等其他意象的概念隐喻也大多源于“人间化”的宗教。这些都以隐喻形式表征《哈姆雷特》的神秘氛围。至于不含宗教色彩的超自然意象，则被莎士比亚用来表征难以捉摸的事物或情感，或者空虚、无意义的事情或想法，以及事情或情况的不可知、难以理解的特征等。　　“玄”次主题既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思想基础，又是对永恒人性的反映，而这一次主题之下的概念隐喻恰恰是这出悲剧核心意义的升华，它们为“莎士比亚拥有全世界意义”提供了注脚。　　两位译者对“玄”次主题下的概念隐喻采取的翻译策略和原则可概括为:概念隐喻翻译的文化模型多层替代。具体表现为:翻译贫乏映射的概念隐喻时，保留意象，译出隐喻;翻译丰富映射的概念隐喻时，保留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部分删除寓意或改变寓意;对于多层映射的概念隐喻，翻译时则改变意象或部分保留意象，部分保留隐喻。在目标语没有替代文化模型时，则译出隐喻寓意或部分译出寓意，或删除隐喻。　　结语部分总结了梁实秋和朱生豪对《哈姆雷特》概念隐喻翻译策略和原则，对比了他们所采取策略的异同，并探讨了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与原则在再现原剧主题、重构悲剧意义等方面的特色和得失。我们认为，在对《哈姆雷特》概念隐喻的处理上，两个译本总体上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悲剧情感，所不同的是，梁译本的原文意象取向，对译文的流畅存在一定的影响;而朱译本的中国正统君王原型范畴和概念的目标语范畴原型取向，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作者的意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剧一张一弛的剧场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