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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进入一个新高潮,中国企业收购发达国家同行业企业的现象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相比发达国家企业,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品牌方面往往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一些学者认为母国制度激励和政策推动是中国走出国门的主要动因。独特而复杂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充满了“中国特色”,通过跨国并购中国企业是否达成了预期战略目标,这一关键议题当前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母国制度环境和来自政府的有力支持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水平?这一现实的问题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基于制度理论和制度基础观,本文引入“制度资本”来体现和概况嵌入于企业制度环境之中并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独特资源。在经济转型和国内市场分割的双重背景下,本文希望探索中国企业的母国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制度资本又受到企业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企业学习能力、制度距离和主并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对母国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调节作用。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4个假设。遵循规范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一手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企业的母国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正相关,这表明母国制度环境和政府支持有效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2)学习能力与制度资本的交互作用对跨国并购绩效的调节呈“U”型,即学习能力存在一个阈值,当企业自身的学习能力高于阈值时,母国制度资本才能有效提升跨国并购绩效。(3)制度距离负向调节母国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4)主并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负向调节母国制度资本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即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母国制度资本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拓展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有关研究以及OLI范式的研究,从制度资本出发来研究跨国并购中的母国制度效应,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探索了制度资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和前提条件,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