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毫无疑问为后殖民时期的文学作品解读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论文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对黄哲伦的两部作品《蝴蝶君》和《中式英语》的解读,指出其作品既对东方主义进行了解构,又留下了解构不彻底的痕迹甚至有加深东方主义的倾向。本论文共分四章。作者首先对东方主义理论进行了梳理,阐明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本文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了“东方主义”在《蝴蝶君》中的消解与解构。《蝴蝶君》是黄哲伦解构东方主义的代表作品,本文对它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宋丽玲和伽利玛两个人物上。作者将“美丽、柔弱、顺从”的蝴蝶夫人和独立、勇敢、有思想的宋丽玲进行比较,指出后者作为解构者是对东方女性形象的颠覆；将无情抛弃蝴蝶夫人的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和被宋丽玲欺骗最终自杀的法国外交官伽利玛进行比较,指出黄哲伦对西方男性优势地位的解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东方女性和西方男性形象颠覆的本质是对东西方地位的颠覆,即对西方优于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解构。接着作者分析了“东方主义”在《中式英语》中的解构。《中式英语》讲述一个美国人到中国做生意,由于文化差异而不得不入乡随俗的故事。作者分析了女主人公席燕所代表的中国女性的新形象以及中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其中对语言和价值观的冲突的分析是重点。作者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西方应改变对东方的固有观念,东西方应增进理解,消除隔阂以实现共同发展。最后作者分析了黄哲伦对“东方主义”解构的不彻底及其原因。在这两部作品中,黄哲伦均未能构建积极正面的东方人形象：男扮女装的间谍宋丽玲、陷入婚外情的文化局副局长席燕以及官僚主义的蔡局长等人物的塑造,加深了东方人的刻板形象。对文化大革命的描写以及对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甚至在扭曲、迎合西方观众的同时也加深了“东方主义”的色彩。作者还指出本土文化缺失和生存困境是导致黄哲伦作品对东方主义的解构不彻底的原因,此也为本文结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