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及其作品的接受研究是学界研究韩愈接受情况的重要方面。其中,关于韩愈作品的接受研究主要集中在韩愈散文及其诗歌的接受,其在宋、明、清三朝的具体接受特性是韩愈接受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处于韩愈身后的晚唐五代时期,是韩愈接受史的初始期和奠基期,虽然尚未成为学界韩愈接受研究的重点,但此时期有关韩愈的接受情况却对韩愈在后世的接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构筑了韩愈在后世接受的重要着力点。因此,研究韩愈在晚唐五代的接受情况既能反映出韩愈在此时期的接受特性,同时也能探寻此时期的接受情况对后世接受研究的影响作用。在时代背景与文学发展规律的综合影响下,晚唐五代时期的文人在一定的期待视野下对韩愈的散文、诗歌及其形象本身予以不同程度的接受。其间,韩文创作中的“不平则鸣”理念得到初步发展;以孙樵、皮日休、牛希济为代表的文人对韩愈散文的接受,勾勒出晚唐五代时期从晚唐前期至晚唐后期发展至五代时期的文人对韩愈散文的接受从偏重文章到偏于道统的接受历程,特别是皮日休对韩愈文道观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后世对韩愈散文接受的重要着力点。与韩愈散文的接受历程相异,韩愈诗歌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接受处于低潮期,韩愈诗歌在当时并未成为广大诗人群体接受学习的对象。但是,晚唐时期的诗歌选本和评论集对韩诗的收录和评价,对后世文人对韩愈诗歌风格的认识和接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后世文人对韩愈诗歌接受的基础;而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的皮陆诗人对韩愈诗歌“以文为诗”艺术手法的接受和对韩诗日常化诗歌题材的学习与开拓,为宋人对韩诗的学习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艺术中介作用,顺应了唐宋之际诗歌发展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韩愈形象多出现在该时期兴起的笔记小说中,笔记小说家受当时审美心理和期待视野的综合影响完成了对韩愈形象的初步接受,笔记小说与相关散文中的韩愈形象构成了韩愈在此时期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维度,并基本确立了后世文人对韩愈形象的接受范畴。要之,韩愈在晚唐五代的接受情况既展现了韩愈接受的时代特性,同时也构建了韩愈及其作品在后世接受史上的着力点,并对后世的接受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