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解决他们的教育难题是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本世纪初,由于二元户籍制度、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城乡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原因,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难”的问题十分突出。2003年,国家颁布了针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两为主”政策,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城市公办学校读书。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不应局限于基本入学机会的保障,还需要关注学校内部公平,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日常活动中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学校内部公平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有重要影响,目前有关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公办学校内部公平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此为主题展开研究。本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唯实论和唯名论的研究视角,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视为外在结构与个体互动形成的社会事实。采用质性与量化混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的实然状态、差异比较和生成机制等问题。主要问题包括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的实然状况如何,外部结构中哪些因素形塑了随迁子女的学校内部公平,农民工随迁子女对外在结构有何种能动性表现,以及这种结构中的能动对他们的学校内部公平有何影响。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通过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群体间差异分析的方法呈现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的实然状况。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除了主观公平感受,在平等对待、差异对待、班级管理、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五个维度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平得分都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学生。在控制了学习成绩、年级和性格等干扰变量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总得分依旧显著低于本地学生。可以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内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程度显著高于城市本地学生。其次,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现状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在微观结构中,某些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和长期利益损失的规避,将农民工随迁子女置于学校或班级的边缘位置,农民工随迁子女还可能受到少数教师和本地学生的歧视。在中观结构中,由于区教育局“一刀切”的学校考评制度,学校可能对随迁子女进行显性区隔或隐性排斥,薄弱中等职业学校为了解决生源危机,导致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被误导和放任不管,薄弱的家校关系则加剧了随迁子女的不利处境。在宏观结构中,晋升锦标赛制度导致流入地政府对学校内部公平的忽视,地域歧视文化下对外地人口的普遍歧视,这些都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内部公平有消极影响。再次,面对外部结构对自身学校内部公平的消极影响,农民工随迁子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外在结构产生抵制情绪或行为。通过访谈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抵制行为主要发生在城市公办学校内,大多数人对学校内部结构采取消极抵制,包括直接激烈对抗、使用“弱者的武器”和逃离式抵制。也有少数农民工随迁子女积极抵制学校内部不公平,他们以主动与人交往、刻苦学习等方式改善了自身的处境。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消极抵制不仅无法改变其不利地位,还会再生产出对自身的不公平对待。积极抵制虽然可以改善自身境遇,但无法消解中观、宏观社会结构对随迁子女群体的制约,学校内部公平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如果农民工随迁子女对流入地政府和社会的消极情绪愈加堆积,将可能以较强的破坏力导致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难以预估的后果。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各级政府应该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弥补利益受损的学校和教师。城市公办学校可以开展多元文化教育,消除对随迁子女的群体性偏见。农民工随迁子女需要提高抗逆力,积极改变自身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