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可谓清朝词学开创之人,他在词学理论和词的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词学观,并施之以创作实践,以极具个性化的创作为清词中兴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清词的崭新风貌。但对于像这样一位在清初词坛起着重要作用的大家,目前大陆还缺乏相关研究专著,对陈维崧的研究还有值得深入的地方。因此,本文试图对陈维崧的词学观念和他的创作实践进行整体观照。本文首先总结归纳了陈维崧的词学观念。陈维崧虽然没有系统的词学理论,可是在他数量相当可观的词序和词跋中,在他主编的词选和他大量词作中,仍然鲜明地反映出他积极的独具特色的词学观。文体论方面,陈维崧推尊词体,主张以词存经存史;创作论方面,主张词穷而后工,主张以词通志,重视声律,认为词亦可以群;风格论方面,主张兼容并蓄,而尤推崇气势魄力。本文的发现在于:除了通常指出的陈维崧的词学观念之外,本文认为从创作形态体现出了陈维崧认为词亦可以群的观点。其次,本文重点分析研究了迦陵词的创作特色。由于此前学者对迦陵词题材的广泛、风格的多样化等已多有研究,故本文不再赘述,而主要针对学术界有所忽略的一些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讨,考察了其作品中贯彻的词学观念。第一,迦陵偏重自我形象的塑造。陈维崧词中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有直接刻画和借物代言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词中直抒胸臆,以“狂士”、“英雄”自许,展示其豪迈狂放、兀傲不群的个性。另一种是借历史人物代言,借对外物的刻画来衬托自己悲愤的英雄形象。陈维崧在词中反映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是以词存个人生活之史、个人命运之史,是实践他以词“存经存史”的理论和以词“通志”的主张,在词作中寄托个人感遇,以词言志言情,以自己的词作证明词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第二,迦陵偏爱次韵词的创作,迦陵词中次韵词数量大,方式多,他和友人的词作多采用次韵这种最难的创作方式。本节先论证了次韵词存在的合理性,接着分析了迦陵次韵词采用的三种类型:次前代词人韵、次当代词人韵、次己韵。并对其创作次韵词的原因和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次韵或成为迦陵向前代词人学习的途径,或成为一种社交媒介,或是迦陵心路历程的真实呈现。迦陵次韵词的产生,有清初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原因,也受到文人士大夫交往习惯的影响,以及自身条件和创作经历的影响。陈维崧的次韵词,反映出了他追求词的交际功能和群体性创作的文学倾向,体现了词亦可以群的词学观念。第三,迦陵注重词调和题序的使用。迦陵词调有“三多”:写词调本意词多;所采用词调多;多写豪放词调。陈维崧使用的题序,频率高、容量大,根据其功用可粗略分为三类:交代创作缘起,说明词作内容;叙事,敷陈一事或因事感发;抒情,铺垫词作的感情基调。从词调和题序的特点来看,他的创作在根本上与其“推尊词体”的词学观念是一致的。最后,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结论:迦陵词作同其词学观念具有一致性,其词学观对词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陈维崧的词学观及创作对阳羡派词人和后世词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