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愿组建和民主所有的联盟组织,对许多国家的农业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经成为中国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主体。与普通企业不同,农民合作社的所有者、管理者和惠顾者主要来自其成员,这使得其成员组织承诺对组织发展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理论研究表明,社员组织承诺是农民合作社得以形成与成功发展的关键。然而,伴随着农民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大,成员的异质性与日俱增,使得社员组织承诺日趋弱化,制约了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在中国,由于农户分化严重,使得农民合作社与生俱有较强的成员异质性,面临更为严峻的社员组织承诺问题。如何有效强化社员组织承诺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合作社与社员关系的治理方式直接决定了双方的利益和关系质量,对社员组织承诺具有重要影响。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公司治理理论考察治理结构、社员治理参与程度对社员组织承诺的影响,较少关注基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关系治理机制。此外,研究对象多为欧美合作社,且主要运用理论分析方法从总体视角进行探讨,相对忽视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的影响差异,更缺乏针对东方文化情境下农民合作社的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农民合作社呈现类型多样化发展,但大多偏移了西方经典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本质性规定,为数众多的普通社员与农民合作社只存在交易关系而非所有权关系,而且治理结构大多流于形式。较强社员异质性使得中国农民合作社陷入更加严重的社员组织承诺困境,而发展特殊性又使得西方情境下的合作社理论难以直接适用。鉴于此,本研究试图立足于中国农民合作社本土特色,从联盟交易治理视角出发,构建中国情境下农民合作社“组织类型—治理机制—组织承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4省（区）238份农民合作社访谈数据实证检验农民合作社类型、治理机制与社员组织承诺之间的具体作用关系,以期拓展农民合作社、联盟治理和组织承诺相关理论研究,为农民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实践指导。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农民合作社类型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可以分为原生型、公司从属型和公司主导型合作社。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关系治理水平较为相似,合约治理在公司主导型、公司从属型和原生型合作社中的运用程度依次减弱。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合约治理的质量管控强度和剩余结算激励性同样在公司主导型、公司从属型和原生型合作社中依序显著降低,关系治理的沟通和声誉在三类农民合作社的运用中也无明显差异,但原生型合作社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公司从属型合作社。（2）合约治理、关系治理和社员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总体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合约治理不仅对社员组织承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能通过促进关系治理间接提升社员组织承诺。进一步检验显示,质量管控强度与关系治理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合约治理主要借助剩余结算激励性促进关系治理;质量管控强度、剩余结算激励性、信任和声誉对社员持续承诺和情感承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沟通能显著提升社员情感承诺,但对社员持续承诺并无显著影响;关系治理在剩余结算激励性与社员组织承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治理机制与社员组织承诺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因组织类型而异。以农民合作社类型为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的结果表明:除公司主导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与社员组织承诺无显著关系外,三类农民合作社的合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均能显著促进社员持续和情感承诺;农民合作社类型在合约治理与社员组织承诺、关系治理与社员组织承诺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与原生型合作社相比,公司从属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对社员组织承诺的促进效应更强。关系治理对社员组织承诺的正向效应在公司从属型、原生型和公司主导型合作社中依次强化。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理论和实践贡献:（1）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治理机制对社员组织承诺的作用,弥补既有研究关于社员组织承诺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为农民合作社有效提升社员组织承诺提供智力支撑;（2）基于联盟交易治理视角将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解构为合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并合理开发测度指标与量表加以实证检验,而且还揭示了中国农民合作社情境下合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存在互补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联盟治理和农民合作社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增进政府和管理者对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的理解与应用;（3）立足于中国农民合作社特性合理划分农民合作社类型,证实了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选择及其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均会因组织类型的不同而呈现显著性差异,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为农民合作社有的放矢地优化治理机制和社员组织承诺提供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