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沈从文(1902-1988)小说的乡下人意识与原始情欲,两个最突出的风格和母题为主线,对比近世(13-19世纪)白话小说文人俳谐滑稽的形态以及嗜好情欲的母题。两者的对比和其中抒情叙事的形式有关。沈从文“抽象抒情”的书写形式和近世文人“重省传统的抒情人生观,以叙事新形式涵盖更广阔的经验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抒情传统的意义。乡下人意识和俳谐滑稽,以“童心”的视角构成了特殊的反讽文体;而原始情欲和“嗜好情欲”的母题,深具主体性和个体自觉的情境。以叙述学观点来看,反讽文体是“镜子文本”,在现实抑制下失却主体性的个体,以复述和复写故事展现故事世界里不断延伸的生命力。情欲的母题则是个体推开虚空的知识和道德规范,从自然人性上反观“生命”。这样的风格和母题,诉诸“内在化”或心感,以抒情形式“保存自我现时的经验”为作品的本体或内容。乡下人意识和俳谐滑稽呈现出愚騃、谐趣和孤独的生命情境。书写者以这样的形态作为假面,观看人性和现实。这样的文体尝试以故事叙述表现出与正统话语的相对,寻求个体生命的自觉。两刻《拍案惊奇》、《金瓶梅词话》以及《红楼梦》的本色,初心、真假诡谲、痴顽净洁的文体本质,和沈从文的小说乡下人意识的抒情视角皆具有这样的生命自觉。原始情欲的母题以抒情的心理,探寻乡下人、自然人或近世所谓真人“指向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原初标志”。在人性的姿态和情欲压抑之间,沈从文小说和《金瓶梅词话》都执意从黑暗、丑陋、卑鄙猥琐中探寻其庄严华丽;沈从文“抽象抒情”的修辞,欲“弥合声音和符号之间的鸿沟”来粘合虚和实之间的罅隙则和《红楼梦》在真假、情欲道德、抑制狂放之间寻求平衡,具有共同的审美意识。它们都以情欲的本身面目来排拒色情意识,尝试保有“干净清白”或“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抒情叙事的风格和母题,在沈从文意识到的“故事复述”当中展开近世白话小说和现代小说“说故事者的空间”。这个故事空间在近世被视为“奇书”,在沈从文则是一个书写者的“边城”。这个边界的风景隐喻文人内心欲超越的界域。从近世白话小说到沈从文,运用许多故事本源重新创作的叙事形态,借原型批评来概括,则是人类集体文学想象的实践。在这样的想象当中,一个民族以及其个体的生命随着故事的重创,得以再生。从这点本论文看到中国现代小说继承近世白话小说抒情叙事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