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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及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银行业越来越多地面临全球性的竞争，花旗、汇丰、渣打等世界著名银行已遍布我国各大城市。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并不处劣势，中国工商银行甚至在201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企业，但实际经营中无论是在产品创新还是客户服务等方面与这些外资银行都有着明显的差距。同时，国内的商业银行近年来表现也参差不齐，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表现出了更强的市场洞察力和服务创新能力，增长势头迅猛，而五大国有银行这方面的表现则不如股份制银行。
本文认为，这些表现和一个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是分不开的。而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不同的股权机构会对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表现，这也是我国国有银行近十年来纷纷走向股份制改革的原因。为顺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的要求，从2005年至2010年，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依次在A股市场以及H股市场上市，其目的就是向纯粹的现代化商业银行靠拢，提升其在国内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在完成上市之后，国有银行股权结构变得多元化，表现为国家持股比例逐渐下降，而法人股东和外资股东持股比例逐渐上升，且逐步实现全流通。随着股权结构的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也面目一新，无论是资产规模、业务范围还是服务意识与创新能力，都在逐步向现代化银行靠拢。
近年来，关于股权结构和银行经营绩效相关性问题上，国内外学者都给与了较高的研究热情，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Berle和Means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先驱者，他们在1932年的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了股份制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观点，公司的控制权从不再属于所有者，而是掌握在经营者的手中。两权分离理论的提出也引起了广大学者对股份制公司治理问题的普遍关注，核心在于所有者如何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Jensen和Meckling在此基础上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提出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利益并不趋同，经营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就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无论所有者是否尝试监控经营者，都会产生代理成本。Grossman和Hart则从股权结构角度提出，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会产生较高的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经营绩效，因此应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在国内文献方面，有较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方面来探索股权机构与我国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总体而言，采用的研究角度一般是从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角度进行切入，进而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同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常采用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经济增加值(EVA)等作为衡量银行经营效益的指标，用银行主要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不同性质股东持股比例作为银行股权机构的指标，并对两者进行回归分析。从研究结论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不同股权结构确实会对银行经营效益产生不同影响，然而对于不同股权结构分别对银行经营效益产生何种影响，各个文献之间差别很大，对这个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本文在吸取并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相关理论，将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作为本文的基础性假设。由于获取我国未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具有较大的难度，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截至2013年底已上市的全部16家商业银行，在研究中兼顾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紧紧围绕股权结构与银行经营绩效两者的相关关系这一中心。
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分别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方面对股权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银行的股权结构并不直接作用于银行的经营绩效，而是通过决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影响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在分析股权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时，需要沿着“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银行绩效”这条脉络来进行分析。在股权集中度方面，本文首先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各自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按照本文设定的标准将其分为了高度集中型、相对集中型和高度分散性。接下来分别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代理权竞争机制以及外部接管机制四个方面对上述三种不同股权集中度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股权高度集中的银行中，控股股东缺乏制衡，容易发生侵害小股东利益现象，且对管理层的完全控制不利于发挥代理权竞争机制的作用;股权高度分散型的银行由于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在对经营者的监管上“搭便车”的现象严重，经营者缺乏监督，容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户而损害股东权益;股权相对集中型的银行由于存在几个相互制衡的大股东，能避免上述两种股权集中度的较多问题，在公司治理的四个方面都有良好表现，被本文认为是最为合理的股权结构。在股权性质方面，本文将股权性质分为国家持股、境内法人持股、社会公众持股以及外资持股四种形式，并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各种性质股东的持股比例。接下来分别分析了四种股权性质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国家股东缺乏对银行管理层进行激励监督的动力，容易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对银行绩效有负面影响;法人股东由于产权明晰，持有银行股份为获得长期经济利益，为促进银行良好发展会积极参与银行治理，对银行绩效有正面影响;公众持股特点是人数众多，持股分散，对银行经营影响不大;而外资持股，尤其是外资银行作为主要股东有利于国内银行向其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银行治理机制。
第三章为本文实证研究部分，由于要获取我国银行上市前的经营数据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本文采用了16家上市银行在2007年至2012年6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设计，为对银行经营绩效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评定，本文从银行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三个方面选取了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资本充足率等共十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到了各家银行在每个年度的综合得分P，并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二部分是多元回归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变量，前十大股东中国家、境内法人、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性质变量，并与被解释变量P作多元回归。得到的结论是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银行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国家持股比例和外资持股比例也与银行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境内法人持股比例与银行经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第四章为本文结论部分，在实证研究的结论中，第一大股东、国家股、法人股持股与银行绩效的关系符合本文假设，而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外资股东持股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均与本文假设相反，本文对其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总结了本文的不足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本文相比之前的文献存在一些创新之处，一是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一个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相比一般的财务指标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银行的综合经营情况;二是选取的样本包含了我国所有上市银行，在样本数据上更具全面性和时效性;三是股权性质变量选择上，由于银行除前十大股东之外，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往往在1％以下，选择前十大股东中各种性质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变量，更能有效反映不同性质股东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本文认为，这些表现和一个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是分不开的。而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不同的股权机构会对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经营表现，这也是我国国有银行近十年来纷纷走向股份制改革的原因。为顺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的要求，从2005年至2010年，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依次在A股市场以及H股市场上市，其目的就是向纯粹的现代化商业银行靠拢，提升其在国内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在完成上市之后，国有银行股权结构变得多元化，表现为国家持股比例逐渐下降，而法人股东和外资股东持股比例逐渐上升，且逐步实现全流通。随着股权结构的改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也面目一新，无论是资产规模、业务范围还是服务意识与创新能力，都在逐步向现代化银行靠拢。
近年来，关于股权结构和银行经营绩效相关性问题上，国内外学者都给与了较高的研究热情，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Berle和Means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先驱者，他们在1932年的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了股份制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观点，公司的控制权从不再属于所有者，而是掌握在经营者的手中。两权分离理论的提出也引起了广大学者对股份制公司治理问题的普遍关注，核心在于所有者如何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Jensen和Meckling在此基础上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提出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利益并不趋同，经营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就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无论所有者是否尝试监控经营者，都会产生代理成本。Grossman和Hart则从股权结构角度提出，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会产生较高的代理成本，影响公司经营绩效，因此应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在国内文献方面，有较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方面来探索股权机构与我国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总体而言，采用的研究角度一般是从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角度进行切入，进而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同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方法上常采用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经济增加值(EVA)等作为衡量银行经营效益的指标，用银行主要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不同性质股东持股比例作为银行股权机构的指标，并对两者进行回归分析。从研究结论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不同股权结构确实会对银行经营效益产生不同影响，然而对于不同股权结构分别对银行经营效益产生何种影响，各个文献之间差别很大，对这个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本文在吸取并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相关理论，将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作为本文的基础性假设。由于获取我国未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具有较大的难度，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截至2013年底已上市的全部16家商业银行，在研究中兼顾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紧紧围绕股权结构与银行经营绩效两者的相关关系这一中心。
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分别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方面对股权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银行的股权结构并不直接作用于银行的经营绩效，而是通过决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影响银行的经营绩效。因此在分析股权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时，需要沿着“股权结构——公司治理——银行绩效”这条脉络来进行分析。在股权集中度方面，本文首先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各自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按照本文设定的标准将其分为了高度集中型、相对集中型和高度分散性。接下来分别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代理权竞争机制以及外部接管机制四个方面对上述三种不同股权集中度的股权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股权高度集中的银行中，控股股东缺乏制衡，容易发生侵害小股东利益现象，且对管理层的完全控制不利于发挥代理权竞争机制的作用;股权高度分散型的银行由于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在对经营者的监管上“搭便车”的现象严重，经营者缺乏监督，容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户而损害股东权益;股权相对集中型的银行由于存在几个相互制衡的大股东，能避免上述两种股权集中度的较多问题，在公司治理的四个方面都有良好表现，被本文认为是最为合理的股权结构。在股权性质方面，本文将股权性质分为国家持股、境内法人持股、社会公众持股以及外资持股四种形式，并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各种性质股东的持股比例。接下来分别分析了四种股权性质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持有的股份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国家股东缺乏对银行管理层进行激励监督的动力，容易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对银行绩效有负面影响;法人股东由于产权明晰，持有银行股份为获得长期经济利益，为促进银行良好发展会积极参与银行治理，对银行绩效有正面影响;公众持股特点是人数众多，持股分散，对银行经营影响不大;而外资持股，尤其是外资银行作为主要股东有利于国内银行向其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银行治理机制。
第三章为本文实证研究部分，由于要获取我国银行上市前的经营数据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本文采用了16家上市银行在2007年至2012年6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被解释变量的设计，为对银行经营绩效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评定，本文从银行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三个方面选取了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资本充足率等共十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到了各家银行在每个年度的综合得分P，并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二部分是多元回归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变量，前十大股东中国家、境内法人、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性质变量，并与被解释变量P作多元回归。得到的结论是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银行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国家持股比例和外资持股比例也与银行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境内法人持股比例与银行经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第四章为本文结论部分，在实证研究的结论中，第一大股东、国家股、法人股持股与银行绩效的关系符合本文假设，而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外资股东持股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均与本文假设相反，本文对其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总结了本文的不足以及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本文相比之前的文献存在一些创新之处，一是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一个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相比一般的财务指标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银行的综合经营情况;二是选取的样本包含了我国所有上市银行，在样本数据上更具全面性和时效性;三是股权性质变量选择上，由于银行除前十大股东之外，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往往在1％以下，选择前十大股东中各种性质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变量，更能有效反映不同性质股东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