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由“信而好古”，至“与古为新”。以“信而好古”之心“继承”先贤辨证论治之良法，才能够“高屋建瓴”，顺其势而为之。“与古为新”就是为《伤寒论》“创新”，如此，才能够“授人以渔”。　　《论语》曰:“信而好古”。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就《伤寒杂病论》一书，总结先秦两汉以来之临床医学成果。清末，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本草问答》中肯定中国自古即有解剖、药物之正确认知:“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诸名目，皎然朗着，何必今日再用剖割之法？中国经神农尝药，定出形色气味，主治脏腑百病丝毫不差，所谓尝药即试验也”。　　随着西学大量东渐，治传统医学者必须融合中西，张锡纯秉承“与古为新”之志，在《医学衷中参西录》阐明:“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是吾儒之罪也”。　　近代中医命运多舛，与中华民族国势息息相关，藉由伤寒学之研究可窥其豹。明末，少数西洋科学传入中国，并未受到重视。清中叶，西洋科学已经一日千里，部分中国传统医学家开始正视西方基础医学，如朱沛文、王学权等;西方教会复藉通商口岸之便，开设新式医院与训练助手，西洋医术逐渐获得民众肯定。甲午、日俄战后，日本跻身帝国主义之林，中国留学生纷纷赴日汲取西方新式科学，现代医学大量输入中国，传统医学被视之如敝屣而岌岌可危，有赖卫道之士奋起拯救之。　　以《伤寒杂病論》为例，属中医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辨证論治专书，阐述外感热病、内科杂病、六经传变等为主轴，实为中医理、法、方药之滥觞，内科学之圣经。近代以来，伤寒学研究方法才有重大改变。　　方法:　　东汉末年，战争与疫病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张仲景依据《素问》“伤寒”之理论撰着《伤寒杂病狳》。除了战争以外，也将依据《后汉书》中对于气候剧烈变迁的记载，分析“伤寒”的成因，这是至今治伤寒学者较少注意之处。　　清末，研究伤寒学者依旧沿袭明清的既有成果，至唐容川以“西学”对《伤寒论》进行“印证”，使得近代伤寒学研究有重大转折。本文列举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伤寒学研究之代表性人物与著作，分析书中对于伤寒之定义、六经之理论、六经病之诊治、应用之方药等，并检视“汇通中西”之良窳。　　依据邓铁涛、程之范撰着之《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以细究之，可将清末民初伤寒学家再区别为以下五类:(1)功名得意派，(2)伤寒卫道派，(3)新学改良派，(4)临床汇通派，(5)革命济世派等。本文将分析以上之代表人物、伤寒学著作、贡献等。　　成果:　　本文除前言与结论以外，共可分为五大部分讨论。　　第一部分，将厘清清末民初中西医学家分为五类，分析其生平事迹，以及对于《伤寒论》的相关研究著作。自古以来，医者侪于贱技，研习古圣贤书以求取功名方为正途，医籍成为兼读与餬口的工具。代表性传统医学家当中，获有举人以上功名荣誉，娴熟医学书籍、旁通西洋新式医技者，是为本论文探讨之第一类人物。第二类人物主张传统之中医药学、《伤寒论》全部章节等不可舍弃;第三类人物已经较有系统地吸收西方新式医学学理，并且重新诠释伤寒学;第四类人物大部分是仕举无门、临床上中西医学并用而有心得者;第五类人物曾参加过推翻帝制革命，而且在伤寒学上有贡献者。　　第二部分将探讨医学家们对伤寒的定义、六经的定义以及六经病的诠释。关于《伤寒论》条文所讨论者，究竟是“广义伤寒”、“狭义伤寒”、“热病”等，各医家之观点不一。关于伤寒所传布之六经，是以足经为代表，抑或以足经兼手经？也有学者主张六经不是指经络，分别又有“地面说”、“脏腑说”、“气化说”等不同主张。至于六经之病症，可以配合祝味菊提出的“八纲辨证”，使得辨证论治能够相得益彰。　　第三部分将寻绎造成“伤寒”流行的原因，以及中西医学家对《伤寒论》理论的继承与发挥。近代以前，多半是以“六气”或“气化”解释伤寒的成因。近代以后，许多医学家纷纷以微生物学观点解释伤寒发生的原因，一时蔚为风气，如“有机”与“无机”邪、“三脏四病”等。至于发生在肠道的急性热病或血痢也被翻译成“伤寒(typhoid fever)”，是属于大论中的某一至二经病证，或者温病的范畴，不可混为一谈。　　第四部份将探讨中西医学家对于《伤寒论》辩证论治的特点。传统上，以“三纲鼎立”，作为辨证论治之准则，即是“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等，或者以“三级”代替三纲。近代以来，融合西洋学说，以“免疫力”之强弱解释人体抗病之能力，如以“伤寒玛丽”证明“正邪可两立”。陆渊雷认为人的“脉浮”与“发热”是在蓄积抵抗力，谭次仲创造了伤寒“五定法”。　　第五部分将探讨医学家们如何继承和发挥伤寒方药，并以实际医案说明。首先，将厘清“经方”之概念，起初并不专指《伤寒》、《金匮》之方，而是所有经验方的累积。魏晋以降，官方与民间都盛行经验方，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金元以后，张仲景被尊奉为“医圣”，《伤寒杂病论》之处方成为今日的”经方”，其余的经验方则成为“时方”。第二部份，将以实际案例分析伤寒方，如夏天可否使用桂枝？从近代中西医学家在临床上对于辛热或寒凉药的使用时机，当有助于后人对于伤寒方的掌握应用。　　结论:　　本论文的创新点，首先在于探讨造成“伤寒”的主要原因，是否与微生物有关？抑或仅是与六气之“寒”有关？探讨伤寒的形成因素，将有助于理解东汉末年造成人口大量罹病死亡的缘由，如张仲景家族在十年之内有半数族人死于伤寒，对于社会经济造成莫大的冲击。其次，《伤寒例》当中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一语，历来许多临床医家断章取义，以为桂枝或相关的方剂有贻误人命之虞，往往避之而唯恐不及，临证处方改以清热解毒之品，却时常有“药不中病”之憾。因此，从《难经》的相关条文当中，有助于吾人剖析桂枝等辛温甘热之品，如何有效地应用在处方之中。　　最后，如何纠正清末民初时医对于经方采取“不会用、不敢用、不肯用”的偏颇态度。经探究后发现，除了与明清两代以来温病学派的兴盛与成熟有关，更与清中叶以后西洋新式科学医学大量东传、民族自信心的减低等因素有关。因此，未来的努力方向便是成为“经方”与“时方”并行不悖，才是正确的“医病、医人、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