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载体，是人类获得财富、享受生活、追求自由的基本条件。健康会影响到劳动参与工作时间，而且健康状况好的人通常劳动生产率也较高，从而健康直接对收入产生影响。张车伟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健康对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工作机会有显著的影响。还有2008年Liu，elal.研究发现，健康在农村的回报高于城市，在城市健康非常好的人比健康差的人年收入高46元，而在农村这个差距是191元。因此，在农村地区，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到农民的健康状况和对健康的投资、哪些政策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9年Cutler and Zeckhauser指出由于保险市场的不完善，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很有必要，在发展中国家更应如此。根据2000年WHO的资料，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对医疗保险进行干预以维护其有效性和公平性。我国自2003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或新农合制度）试点，截止2007年底，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451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6％，参加新农合人口7.3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0％以上，参合率达到86％以上。近年来政府通过对合作医疗基金的补贴帮助农民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用，且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之初将补贴额定位为农户缴费额的2倍，大多数地区农户每人每年缴费10元，各级政府补助20元，2006年将补贴幅度提高到每人每年40元，2008年起，各级财政的补贴标准提到到每人每年80元，政府补贴在筹资总额中占70％-80％。在新农合推广这么多年以后政策效果怎么样仍然没人做比较系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以福州市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来解答一下几个问题：新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下农户的就医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因素影响农户的就医选择？农户的就医方式有怎样的变化？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就医方式？新农合制度是否降低了农户的就医经济负担等问题。　　本研究对对福州市几个县的农民的就诊行为，就诊单位的选择，就诊的医疗费用负担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得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农户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对农户就诊选择影响正如本研究预期假设的一样会影响农民的就诊选择。文化程度，健康情况，负担系数，收入水平，家庭规模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影响较显著，而性别、年龄以及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就诊的影响较不显著。另外，与预期假设都基本相符的是，到医疗机构的距离对农户就诊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影响，从实证结果看，不管是乡报销比例、县报销比例、还是县外报销比例，报销比例越大，农户越愿意就诊，只是乡报销比例结果更显著，县及县外报销比例影响结果不显著，也验证了对农户而言，看病一般选择距离较近，如果较近这一级的报销比例越高，那么去看病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2）与预期假设相符的是，到就诊单位距离的远近影响了农户对就诊单位的选择。对农户来说，看病一般选择距离较近，如果较近这一级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越高，那么去那里看病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医疗机构的面积或床位越多，也会让农户更放心地选择在那样的医疗机构就诊。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对农户就诊选择影响正如本研究预期假设的一样会影响农户对就诊单位的选择，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规模、负担系数、是否村干部等因素对农民就诊单位的选择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性别、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户就诊单位的选择影响较不显著。（3）对于医疗负担因素的影响的实证。从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新医疗合作制度对减轻农民负担有着重要的影响，乡镇报销比例越高，县级医院的报销比例越高、农民的经济负担也越小，并且具有显著性影响；另外，县外医院的报销比例越高，农民的就医经济负担也越小，但显著性不明显，这表明，在新农合的医疗制度中，强调提高村级、乡镇以及县级医院的报销比例的做法，对大部分的农民来说，是真正能受益的政策考量。因为农民在不生大病的情况下，一般都会选择在县级或以下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能在县级及以下的医疗机构提高报销比例，这能大大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并根据具体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相对应的评价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