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避境内严格的政策监管,早期发展较为完备、融资需求强烈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纷纷远赴香港、美国等地上市,在完善的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丰富的投资经验滋养下,成功筹集到了企业转型扩张的“第一桶金”,造就了一批以百度、新浪为代表的优秀企业。随着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资本市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红筹企业”应运而生。但好景不长,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境外投资环境恶化,资本市场监管趋严,“水土不服”的红筹企业因信息披露不完全屡陷监管困境;“浑水”、“香橼”等做空机构乘机发难,收集捕风捉影的信息制作并发布做空报告引发市场恐慌,在信息不对称、沟通不充分等积弊的助推下,企业股价巨幅下跌,市值大幅缩水;支付宝事件引发信任危机,红筹企业进退维谷。与此同时,境内频频出台利好政策,召唤优质红筹企业回归,如《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一改再改,完成了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变,产业限制数量一减再减;科创板推出,并试行注册制,打造红筹企业回归着陆点;A股纳入MSCI指数和富时罗素指数,沪深港通运行步入正规,沪伦通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IPO审核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新模式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亮绿灯,不断刷新过审速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大体量红筹企业量身定制CDR模式,降低回归风险和操作成本,这些都为红筹企业的回归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境内外投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红筹企业回归已是大势所趋,但回归之路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从中小股东手中回购股票、清退境外投资人还是解除各项协议、筹备境内上市,都牵扯多方主体利益,涉及两地相关法律条文的协调,一旦处理不善可能面临集体诉讼、税务合规审查、IPO审核时间延长等法律风险。而红筹企业回归这一课题是在2015年暴风科技成功登陆创业板后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较少,每个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又千差万别,可供借鉴的经验屈指可数,其回归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本文在客观分析诱发红筹企业回归动机的内因和外因后,按照时间顺序将回归过程划分为私有化退市、拆除红筹结构和境内上市三个阶段,并结合典型案例梳理各个阶段高发的法律风险点,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风险防范对策和制度完善构想,供拟回归企业参考,以期提高红筹企业的回归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