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反腐的重要举措,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关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规定,属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共有的内容,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同时存在于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容,对两法的衔接有重要作用。监察法先于刑事诉讼法确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新的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重要修改内容,纵观两法关于该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的迥异之处,首先在制度规定上就有所不同,监察法中制度适用的前提是“认罪+认罚+四种特定情形”的模式,而在刑诉法中制度适用的前提只需满足“认罪+认罚”的条件即可,除了制度适用前提有所区别,制度适用的配套措施上也有所区别,刑事诉讼程序中设计了完整的认罪认罚人权利保障制度,但监察法对此未有规定,同时赋予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提出权使得监察阶段认罪认罚从宽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有所区别,在从宽处罚建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时就不能按照一般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案件进行处理,这就使得在对职务犯罪案件在从监察阶段进入刑事诉讼阶段时不可避免的面临认罪认罚制度的衔接适用问题,显然这是两法衔接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对同一制度有不同设计,而对于不同设计造成的差异并未给予合理的制度衔接安排,导致出现制度适用的不统一,并导致职务犯罪案件中被调查人权利保障的缺失;另一方面,在监察阶段设计从宽处罚建议,建议的提级作出以及后续进入刑诉程序转化规定缺失,出现不当规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和影响后续量刑建议权行使等问题。在监察阶段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具有统一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保障被调查人权利以及节约司法资源实现高效反腐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同,衔接不畅,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适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未能真正发挥其功效。因此,在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背景之下,有必有对作为两者共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整合,从法律规范到程序实践,通过明确仅认罪认罚的职务犯罪案件仍可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认定、构建监察阶段被调查人认罪认罚权利保障体系、规范从宽处罚建议的相关内容、提高制度适用率等,畅通认罪认罚从宽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