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为消除贫穷做出了广泛努力,但全球穷人的比例仍处于令人震惊的水平。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提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千年发展计划8个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到2015年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这一目标分解为如下三个方面: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实现自我和体面的工作;饥饿人口减少一半。然而截至2015年,仅有第一个目标实现。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取代了千年发展计划,其第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因此,消除全球贫困的斗争仍需持续付出和努力。在消除贫困的各种政策工具中,官方发展援助（ODA）仍然是被最为广泛采用的扶贫方式之一。多年来,为了促进发展和减少贫困,全球提供了大量的外国援助。然而,研究人员对其减贫的效果仍没有一致的结论;因此,有关援助有效性的研究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近年来,中国援助项目迅速增长使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援助国,中国的援助已成为援助研究的主要焦点。目前,中国的全球对外援助规模庞大,可与传统西方国家相媲美。因此,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提供的援助是否有助于消除贫困。本文提供了中国援助效果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对于中国援助项目认识。具体来说,本文检验了中国的加纳援助项目是否缓解了项目点附近居民的生活贫困状况（使用生活贫困指数（LPI）衡量）。生活贫困是指个人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程度。本文考虑的必需品是食物、饮用水、药品或医疗保健、烹饪燃料和现金收入。因此,本研究除了对中国扶贫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稍有的经验证据外,还关注了在援助研究中尚未受到重视的一个维度——生活贫困,这也提供了相关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分析中,我将2000年至2014年中国在加纳的援助项目的地理位置与非洲晴雨表调查第2轮至第6轮的8,240名受访者进行匹配,然后对受访者的生活贫困水平进行比较。具体而言,我将非洲晴雨表调查期间中国援助项目实施地点（活动地点）附近（50公里以内）地区的生活贫困情况与中国援助项目计划实施但在调查时尚未开始实施（非活动地点）地点附近地区的生活贫困情况进行了比较。上述两类区域的选择保证了较高程度的可比性,使得影响项目地点选择的不可观测因素不太可能引起较大的估计偏误,以保证倍差法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援助对居住在中国援助项目地点附近居民的福利产生了积极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在对生活贫困指数的影响估计中,这种正面的结果都很稳健,这为中国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估计结果,居住在中国援助项目地点附近的人比居住在非实施中国援助项目地点附近的人更有可能经历生活贫困的改善。换句话说,中国援助项目的实施减少了人们对于基本必需品的稀缺程度。上述估计结果在控制了诸如教育、就业、性别、年龄、居住地和其他可能影响贫困的空间特征等因素后,这种显着影响仍是成立的。总之,中国在加纳的援助项目与当地条件的改善相关,进而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福利并增加了当地居民基本必需品的可得性。将生活贫困指数分解为其各子项（食物、水、药物或医疗、烹饪燃料和现金收入）再分别进行估计后发现援助项目的积极影响依然很大。因此,中国的援助确实减少了当地居民的食物、饮用水、药品或医疗保健、烹饪燃料和现金收入稀缺程度。其中,饮用水的可得性受到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药物或医疗保健、食物,最后是烹饪燃料。这表明援助项目的实施对于饮用水的获取改善最为显著。用于分析的中国援助数据横跨15年（2000-2014年）。这15年,足以让中国对各个受援国的援助动机发生微妙或剧烈的变化。因此,早年的援助项目选址很可能与晚些年份有所不同。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援助项目的时间趋势变化可能导致对中国援助的总体影响的有偏估计。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考虑了中国援助项目的时间趋势变化基础上我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对当地居民生活贫困的改善并不会受到择址的时间趋势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本研究的估计结果不是由中国援助项目点的分布在时间趋势上的差异引起的。此外,本研究还严格界定并考虑了中国援助在这些项目实施阶段的影响。因此,在过去某个时期已经完成的项目可能会高估实际效果。在控制了已完成的项目这一因素后,我没有发现证据表明中国援助的显着影响是由过去已完成项目产生。鉴于对外援助的部门构成是影响其影响的重要决定因素,我还通过将中国援助项目分解为经济和社会项目来检验异质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援助项目显着减少了生活贫困,但对社会项目而言则没有观察到显着效果。这表明经济项目援助对于减贫更为关键。我还根据人口特征进行了另一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生活在农村或城市中心群体,有工作的群体及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中国援助主要受益者,总体而言,中国的援助受益群体广泛,显著减少了他们的贫困程度。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失业者或至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的贫困状况得到改善。在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使用个人的生活条件作为公民福利的替代指标。如果中国的援助减少了生活贫困的发现是可靠的,那么这种影响很可能也反映在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上,因此,使用生活条件作为替代指标是合理的。与主要估计结果类似,我发现,与居住在非中国援助项目站点附近的人相比,居住在项目点附近的人更有可能表明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果中国援助项目的实施与当地其他发展项目同时进行,回归结果可能会反映其他项目的部分影响,从而高估中国援助对生活贫困的改善程度。因此,我首先是识别出同一地区的世界银行项目和其他中国资助的（以商业为导向的）项目,再进一步地排除它们对生活贫困的潜在影响。我发现这些项目对生活贫困没有统计上的显着影响,这表明生活贫困的改善主要来自中国的援助项目,而不是其他发展项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并非所有形式的外援和商业项目都对加纳的减贫做出积极贡献。然而,我也发现世界银行的项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一定会减少生活贫困,但似乎以其他方式促进了当地人口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确实通过其援助为消除加纳的贫困做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一些中国的援助项目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在加纳的背景下,中国的援助却是可取的。因此,本研究提供了有益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见解,即,鼓励中国援助流入加纳,特别是与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政策,这将极大地补充其他减贫战略,并加快加纳的减贫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