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美学家们谈到“游戏”时，并不主要指作为一种日常现象的“游戏活动”，而是指生命的“自由境界”，“游戏”是作为“自由”的隐喻出现的。“游戏精神”就是“自由精神”，但较之于后者，前者更能够传达出审美的、政治的内涵。本文选取了赫拉克里特、柏拉图、康德、席勒、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多位美学家作为主要论述对象，这基于以下两个原则：首先，选取的美学家必须处在西方美学进程中的关键位置，具有代表性；其次，“游戏”在他们的思想中必须作为一个直接的主题出现。　　 “游戏”一开始是作为“世界游戏”的型态出现在西方美学中。赫拉克里特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世界游戏”说体现了希腊文化中的“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对后来有着深远的影响。“努斯精神”主要指个体的自由意识，而“逻各斯精神”则要求个体的自由必须遵守一定的尺度，赫拉克里特的“世界游戏”可以看作是西方美学之“游戏精神”的发端。　　 在柏拉图看来，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是以城邦的绝对和谐为前提的。战争源于灵魂内部理智、激情和欲望之间的冲突，当个体在欲望的驱使下而行动时，他只不过是欲望的奴隶而已，当然没有自由。只有当欲望为理智和激情所驯服，他才作为主人而享有自由。他的“生灵游戏”就是向民众传达“神圣逻各斯”的存在，并教导民众如何遵守“神圣逻各斯”以摆脱欲望的纠缠。康德、席勒的“游戏”是主体自由的表征。康德的“游戏”主要指“知性和想象力的和谐运作”，它发生在美的鉴赏活动中。康德把柏拉图的“神圣逻各斯”拉回到主体的“理性”之中。审美的游戏可以看作为理性自由的感性显现。席勒所谓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不过是“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另一种说法，而他的“游戏冲动”则是调节这一古老冲突的新的尝试。　　 尼采的“上帝之死”揭穿了“神圣逻各斯”的谎言。他把这种谎言的实质看作是对生命的驯服。生命的本相是源自“虚无”的力的游戏，是清白、无辜的创造。生命之“自由”的尺度乃是它的创造力的“大小”，而最根本的“尺度”则是热爱命运。海德格尔则“上帝死后”领会为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在他看来，要想摆脱“虚无主义”，就不能废黜“神圣逻各斯”，但又必须找到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方式将这一“神圣逻各斯”指示出来，以免除“谎言”的指责。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本性领悟为“虚无的动荡”，“存在”即“大道”。“大道”让人作为“终有一死者”和天、地、神一道组成世界的“四方”而相互游戏，也即“世界游戏”。人类惟有在“世界游戏”才能栖居。　　 伽达默尔认为，现代生活之自由的丧失源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而“主体意识”的幻觉则是病根。在他看来，“游戏”的根本特征就是超越于游戏者的“主体意识”。而在一场好的对话中，对话者也是没有“主体意识”的，所以说，真正的对话就是“游戏”。只有在“对话游戏”中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在德里达看来，“游戏”没有“意义”，它是先验所指的缺席，也只有如此，它才是自由、公平的游戏。一切形而上学都是“存在神学”，它们是破坏“游戏”的暴力，而解构游戏则是对形而上学暴力的揭发和批判。但暴力不会终结，自由、公平永远不会实现它在游戏中的完满在场，而只是作为允诺被渴望着，但也正因为如此，解构的游戏才得以永远进行。　　 由此可见，各种“游戏”论仍然是要解决自古希腊时代就存在于“努斯”和“逻各斯”之间的冲突。它们在探求生命之“自由境界”的道路上发生了分歧。在赫拉克里特那里，“努斯”和“逻各斯”实现了完全的融合。而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努斯”完全为“逻各斯”所驯服。尼采则对柏拉图主义的做法予以颠覆，将生命之“努斯精神”从“神圣逻各斯”的压迫下解救出来。海德格尔仍然寄希望于“神圣逻各斯”的复归以拯救沉沦的世界，只不过他变换了“神圣逻各斯”的叙事方式。伽达默尔的“对话游戏”仍然为若隐若现的“神圣逻各斯”所引导。德里达则把“游戏”视作对“神圣逻各斯”的解构。本文以这种围绕“神圣逻各斯”而发生的争夺为线索，清理出西方美学游戏精神演变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