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框架，考察了8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话语的变革。这次变革的主体，主要由“复出的作家”、“知青作家”以及1985年后出现的更为新锐的作家构成。而他们共同针对的目标，则是50-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各种叙事成规。变革发生的最初时间大致始于1979年，并在1985年左右达到高峰期，而在1989年后渐次消退。“文革”后中国政治重心的调整、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思想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了8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话语大规模变革的宏观文化生态场域。与此同时，80年代作家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以及对文学资源的重新选择，也出现了与50-70年代作家大不相同的各种变化。尤其是本时期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文化（包括各种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着力倚重，更是直接刺激了他们变革中国小说叙事话语的热情和趋向。本文主要从叙述视角和叙述者的叙述行为二大角度，试图为80年代中国小说叙述话语的大变革描绘出一幅基本地形图。　　从叙述视角上看，可供效仿的小说叙事资源的限制、对宏大“史诗”风貌的、追求、“真理在握”的信心和宣喻教化的自我定位，导致50-70年代中国作家更多选择全知全能视角进行叙述。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则是紧随其后的第二种主要视角类型。作家以一个自我意识淡漠的叙述者，为他倾心塑造的光华四溢的革命英雄或先进人物提供具有真实感、亲切感的证词。而在80年代，中国作家则更倾向于使用那些此前居于边缘位置的视角类型。其中，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有助于表现其强烈的主体意识，或倾诉积郁的历史苦难，或渲染浓厚的抒情色彩，或最大限度地呈现个体精神世界的真实。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在这种对个体化的真实的诉求中，同时加入了客观化的平衡因素。而纯客观视角则使用不同的方式，把真实感和客观化推到了极端。至于组合视角的叙述方式，因为兼具上述视角的种种优长，同时又能避免其缺陷，因此给80年代作家提供了最大的叙述自由度。　　从与叙述者相关的诸问题看，50-70年代中国小说与80年代相比，同样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差异。在叙述人称上，50-7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叙述者如使用一种人称指称叙述对象，通常不再改变。而80年代作家则往往频繁变换，以表现叙述对象的自我意识或内心情绪的变化，或者增加阅读难度，设置服务于某种特殊目的的叙述圈套。在叙述分层上，50-70年代中国小说各叙述层主要体现为一种“解释功能”，而80年代则更多体现为类比性的“主题功能”，或者有意通过不合逻辑的叙述跨层，抹平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强调小说的虚构本质和特性。在叙述干预上，“十七年”小说中的叙述者为了营造“逼真幻觉”，较少直接议论，而主要选择在描写时渗透情感色彩或道德判断的方式表达立场和态度。“文革”小说的叙述者则不断打断故事进程大发议论，以全力灌输其意识形态。80年代小说的叙述干预在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同时推进:一是叙述者尽可能地退出故事，“零度干预”最终成为这种叙述趋向的最极端化表现。一是叙述者频繁进入叙述过程，进行明显的话语干预，以破坏”真实幻觉”。在叙述可信度上，50-7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叙述者通常都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而在80年代小说中，有一些叙述者，因为在诸如心智、道德、知识经验、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其叙述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往往引起读者的警觉和怀疑。　　80年代中国小说叙事话语的大变革，其实是本时期处于大裂变和大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整体精神文化的一种症候性显现。“文革”以及“新时期”对“文革”的修正，从正反两方面导致作为中国人的精神与意识的主要整合力量的权威意识形态在渐次崩解，影响式微。80年代中国小说叙述话语的种种变动，既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或外化形式，同时也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因的一部分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其作用。而这次变革一方面既贡献了有目共睹的历史功绩:加速了业已僵化陈旧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分解，为中国小说的叙述前景拓展了无数的可能性和自由度，等等;但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对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彻底消解，对人有可能通过其积极意志、行为和理想引领人性向上、引导社会突破现有历史困境的根本怀疑和沮丧态度，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相对主义、不可知论、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犬儒主义、享乐主义的论调。这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的商品社会之后，将得到更大面积地泛滥。因此，本文的结语部分所提出的“非现实转向”这一概念，既是对中国小说肇自80年代初期的叙事形态和趋向的总括性描述，也是对其内含的种种精神负面因素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