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票自古以来就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自我国实行“以票控税”制度以来,发票的功能更是被进一步扩大,司法实务中当事人因未交付发票诉至法院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法院针对当事人能否主张交付发票的观点并不一致,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方面,各地法院判决结果不同,无法做到司法统一,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对于认为交付发票行为不可诉的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法得到解决,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失,无法起到司法定分止争功能。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两个案情相似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的案件为引提出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即交付发票行为可诉性问题。然后,通过对实务案例的分析提出了交付发票行为可诉性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以相关法律法规为支撑,借鉴相关文献提出了解决当前交付发票行为可诉性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对交付发票行为的规范基础认定不清。交付发票行为和开具发票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规范基础是《合同法》,可由人民法院主管,而后者则属于行政法律规范调整,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实践中在没有厘清交付发票行为的规范基础前提下就做出不能提起诉讼的做法并不正确。第二,对交付发票行为司法认定不清。笔者经分析提出了交付发票行为义务属性界定的规则,认为无论合同中有无针对该行为进行约定,当事人均可提起诉讼。第三,相关诉讼规则会影响交付发票行为进入诉讼程序。笔者针对起诉状、诉讼费用、诉讼管辖以及举证责任诉讼规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四,当事人不具有开票能力亦会影响法院的裁判。对此认为当事人不具有开票能力并不影响当事人主张交付发票。此外,从延伸的角度出发认为针对当前裁判乱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推出相应的指导案例来解决该问题。本文认为,当事人主张交付发票行为属于主张其债权的行为,理论上应当具有可诉性。但是通过对实务中的案例研究仍能发现大量交付发票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的认定,经分析认为这些原因虽然会对交付发票行为可诉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从本质上否认交付发票行为的可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