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成就举世瞩目。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作为促进企业创新核心税收政策,近年来历经多次改革深化,持续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其政策激励效果被寄予厚望。本文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进行理论与相关现状分析后,引入同类研究较少使用的B指数,并相较于已有研究成果更综合地从产出数量、质量和效率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以及作用机理、影响因素,以期对该政策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与掌握,并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下一步深入推进提供思路与政策建议。本文首先阐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涉及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包括市场失灵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指出该政策有效缓解了因创新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风险因素等特点而造成的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可以增加创新产出,推动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本身进行了纵向的政策演进梳理、现行政策简介、横向的国际分析比较,针对我国创新现状以研发投入、研发产出为视角进行分析介绍,凸显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具有代表性的500强企业创新情况进行了简介。针对我国现阶段创新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也进行了简要分析。在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后,本文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选取了光伏产业这一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行业内的样本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引入B指数辅助衡量加计扣除优惠强度,研究其对创新产出数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质量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并针对可能作为中介变量的融资约束进行了研究。此外本文还对样本企业在产权性质、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产出数量,此结论在滞后期回归、剔除新冠疫情影响后仍然成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同样在质量和效率方面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加计扣除政策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间接增加了企业创新产出,融资约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在企业异质性方面,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好;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相较于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政策的激励效果更好。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与相关现状,在政策建议方面提出应进一步实行差异化的加计扣除比例,具体可从强化创新产出的质量和效率导向、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特点实行差异化加计扣除比例、聚焦于创新短板三个方面进行差异化扣除比例的顶层制度设计。此外,利用税收政策缓解企业研发活动方面的融资约束、优化非国有企业营商环境、重视不同财税政策间的协调配合等也是下一步加计扣除政策改革的可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