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或习惯上，人们对刑法问题的研究视角往往局限于刑法本身。本文另辟蹊径，试图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审视、批判刑事实体法问题，并将视线瞄准了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实体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则，它不仅能够全面反映罪刑关系，而且能够牢牢地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联接起来，为通过刑事程序法全方位地透视刑事实体法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为理想的基点。这是我选择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基于刑事法一体化的思想，在对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精神实质及其理念基础正确理解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对该原则进行审视和批判，从而得出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理性回归的结论。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描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并分两节先后介绍了西方罪刑法定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这部分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历史的研究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本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形式上讲，它使本文保持了结构上的完整性；就内容而言，它为下文的研究和展开做了一个必要的铺垫，使行文更加顺理成章，更为重要是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历史的回顾和考察能够凸显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更容易地暴露出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缺陷。第二章对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理论解析和评价。首先在第一节介绍了我国学者对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尤其是积极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精神实质和理念基础等问题的不同观点，点明其相似点和分歧要点。然后在第二节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进行了理论解析和评价，并得出如下结论：一、刑法第3条的规定中三次出现的“法律”一词皆指广义刑法，即刑法典、附属刑法和特别刑法以及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刑法规范，而不包括刑事诉讼法或其他法律；二、所谓“犯罪以法有明文规定者为限，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仅仅是对消极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的阐释，它不能解释积极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三、积极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WP=4>的理念基础是“有罪必罚”的刑罚威慑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精神实质和理念基础的阐释是本文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透视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它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分的论述很少掺入价值判断的色彩，比如对“有罪必罚”的思想较少进行评价，其合理性留待下文逐步得到论证。第三章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过程中与刑事程序的冲突。首先在第一节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程序性前提。本节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即通过法官审判将法定之罪和法定之刑施诸于个案必须解决一个程序性前提问题，那就是由检察官提起公诉，因为刑事司法的消极性、被动性、中立性和保守性等特性决定了法院实行不告不理的制度。但是，在刑事不起诉程序与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未严格依刑法规定提起公诉，以致于无法启动刑事审判程序，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得以贯彻，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程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第二节就是从刑事不起诉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两个方面来论述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程序的冲突。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事程序法已规定了刑事不起诉程序，但未规定辩诉交易程序，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不起诉程序的冲突是从实然的角度来讲的，而罪刑法定原则与辩诉交易程序的冲突则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的。第四章则是对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关系的透析。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程序的冲突要从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关系入手。第一节论述的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关系是二者的一体性与基本立场的一致性。刑事程序法具有的外在价值即工具价值决定了它是刑事实体法的实施法，它与刑事实体法具有一体性和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这一关系的探讨的意义在于，立法者在刑事立法时应从这一关系出发，避免实体法与程序法发生冲突。问题在于，立法者在立法时，一旦面临二者发生冲突该如何决策。所以必须进行下一步的研讨。第二节就是刑事程序法的程序自主性。本节认为，在与刑事实体法的关系中，刑事程序法并不仅仅被动地充当实施法的角色，由于它在具有外在价值的同时还追求其内在价值和经济效益价值，因此刑事程序法具有程序自主性，也即是刑事程序法的产生、存在、发展变化以及运作具有自身客观规律。刑事不起诉程序与辩诉交易程序正是刑事程序法程序自主性的表现。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时充分重视刑事程序法的程序自主性，在面临实体法与<WP=5>程序法的冲突时作出正确的选择。第五章论述罪刑法定原则的理性回归。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理性回归是通过前四章的阐述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由于积极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坚持以“有罪必罚”为其理念基础，因此它与体现“有罪未必罚”思想的刑事不起诉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的原因在于积极意义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结构的封闭性，没有照顾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一体性与基本立场的一致性，无视刑事程序法的程序自主性，没有给予刑事程序法自主自在的生存空间。因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