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主要发达国家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我国产能过剩和货物出口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合理布局境外直接投资(OFDI)意义重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是未来布局OFDI的战略性地区,但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市场潜力以及开放程度等差异,致使我国对其OFDI的区位布局与产业选择长期失衡,不利于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探索中国OFDI空间布局的形成本质、机理及影响因素,合理选择投资区位对于落实我国OFDI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市场潜力、开放程度、经济水平以及外汇汇率、双边距离,贸易水平等影响因素入手,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OFDI空间布局问题。首先,以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工具,对现存的OFDI基本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加入空间相关性这一因素,形成OFDI空间相关性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OFDI的现状考察,本文分析了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区位分布形成的机理、主要决定因素,揭示OFDI空间布局中的空间集聚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挤出效应的形成、对投资空间布局影响形成的一般性规律,最后提出改善我国OFDI布局的相应对策。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分析了空间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及第三国效应的形成机理。由于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生产异质性产品的企业会选择在特定消费群体集中的国家投资,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这种经济活动不仅为该国消费者提供了多样性产品,还因要素需求增加提高了该国的平均工资,进而吸引他国劳动力向该国迁移,这又促进了该国市场规模扩大,产生更多的产品需求,最终形成了空间集聚区域;而一旦东道国有限的市场无法满足OFDI追求规模效益,投资者便会选择与东道国有相似的市场环境、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邻近国开展OFDI,产生空间溢出;由于OFDI的逐利性,第三国要素等投资环境的优化,会导致投资者对东道国的OFDI转移到第三国,形成第三国对东道国FDI的挤出。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运用空间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辅以GMM稳健性检验,就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有:首先,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空间布局严重失衡,存在正向的空间集聚、溢出效应,负向的第三国效应,如何充分发挥我国OFDI的集聚与溢出,规避第三国的影响是提高我国OFDI水平的关键;第二,东道国人均GDP是OFDI进入的重要考量因素,我国企业应选择东道国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开展OFDI活动;第三,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是影响中国OFDI的直接因素,因此我国企业OFDI应重点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实力强国中,以便形成空间集聚点,进而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对全域OFDI规模的提高;第四,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具有“一动机一导向”的特征,即具有资源寻求型动机与出口导向型特征。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引入了空间经济学分析方法,完善了 OFDI空间布局分析框架,使相关分析能够更加全面涵盖和接近OFDI空间分布格局的实际。从而保证了分析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和实际指导意义。根据该改进的分析框架,在实证模型中引入了空间相关性分析,增强了实证结论与现实的贴切性。第二,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只关注OFDI的某一空间效应现实,就事论事,没有考虑到空间集聚、溢出效应及第三国效应对空间布局的综合影响,而无论是从OFDI布局之实际,还是理论与实证分析都明确指出这三种效应在空间布局形成中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只考虑其一,很可能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本文弥补了这一缺陷。第三,本文提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选择应定位于多点的空间集聚区域,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最终实现“多点带面,全域协同”的战略思路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