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的方剂用大剂量,目前已有定论。汉唐方书中的药物大多以斤、两计量,单味药物折合现代用量从数十克到数百克不等；宋代方书中的药物用量,每次服用不过抄取数钱,折合现代用量至多不过数十克,单味药物用量则更是轻微。比较之下,宋代方药临床用量较汉唐时期显著下降,两者之间可谓有天壤之别。针对这一现象,导师傅延龄教授提出了方药剂量流的“三峡大坝”设想,以比喻方药临床用量在宋代显著下降这一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方药剂量流的“三峡大坝”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人们一般引用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中的一段论述,即唐末五代战乱导致药材运输不便、药材资源紧缺,医家为节约药材,以煮散剂代替汤剂的使用。但是宋代方药临床用量下降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这背后有怎样深广的历史原因?仅仅靠庞安时的这一句话显然是不足以回答的。本论文即尝试从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描述宋代方药用量下降的真实原貌,并探讨社会背景、经济水平、政治政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于方药用量的影响。本论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是煮散剂盛行对方药临床用量的影响。汉唐时期的大剂量汤剂,在宋代普遍被小剂量的煮散剂所取代,这一举措对方药临床用量影响甚大。该部分从宋代伤寒派医家及官修方书代表作入手,研究宋代医家对于煮散剂和传统汤剂的运用情况,包括：宋代医家对煮散剂的定义、煮散剂的剂量和煎服法、煮散剂的适应症、对古今剂量折算的考证、对经方汤剂的剂量折算等,并考察他们如何改汤为散,以及改为煮散剂后的方药用量变化。得出结论：煮散剂盛行虽起始于唐末五代,但定型于两宋；宋代医家汤散不分、以散代汤,是方药临床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煮散剂盛行的同时,仍然有少数医家坚持使用大剂量汤剂,但这对整体的方药用量影响甚微。第二是药材供需对方药临床用量的影响。该部分首先研究宋代药材的供给情况,包括药材的生产和流通,再研究宋代药材的社会需求情况。宋代药材的生产,包括自然采集、小规模园圃种植、专业化的药农经营、农业的其他分支和周边及海外药材的输入。药材的流通方面,一方面国内的药业市场欣欣向荣,药材盛产地区和京城尤甚,不同地区之间的药材能够很方便地流通,另一方面在与周边地区的榷场贸易和海外诸蕃的市舶贸易中,药材是其中的重要项目。但是,药材供给的增长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药材需求。一是宋代疆域有限,但是人口增幅明显,人口密度大,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药材资源和激增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二是宋代天灾疾疫频发,社会医疗救济事业较前代大大发展,实施医疗救济需要大量的药材供给；三是宋代的募兵制度造成的冗兵及军队医疗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药材供给。第三是医学传承对方药临床用量的影响。汉唐时期的医学传承为专门授受之学,具有很大的封闭性,或为师徒相授,或为世业相传,“求之简编者”由于书籍难得,研读也十分精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医学理论还是实践技术都得以很好地保持其原貌,用药习惯和临床用量也同样如此。宋代以后由于政府重视和印刷术的发展,医学传承由封闭转为开放,医学书籍大为普及,凡是有能力者都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来学习医学知识。宋代通行的医学书籍以方书为主,而方书又以民间经验方为主,与汉唐时期的经方不同。具体到方药临床用量来说,其一,医学书籍和学校教育推行的都是小剂量的用药规范,大部分医家已经不知有大剂量；其二,大剂量汤剂虽然功专力宏,但是运用也不能稍失偏颇,医家若非才高识精,不敢擅自使用；其三,时方流行,古法湮没,流弊难以革除。第四是制方大小对方药临床用量的影响。古代疾病相对较简单,可以运用的药物品种也有限,所以方药多是功专力宏之剂；宋代疾病趋于繁复,可以运用的药物品种大大增加,整方的药物数增加,单味药物用量则下降。宋代方药临床用量下降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方面它打破了汉唐时期汤剂必用大剂量的用药传统,开创了小剂量汤剂的先河。事实证明,将大剂量汤剂改为小剂量煮散剂,药材有效成分更易于煎出,可以大大提高药材的利用率,节约药材资源；小剂量煮散剂用之临床疗效可靠,在多种疾病的治疗过程中都可以取得满意的效果；还有部分疾病适合应用小剂量汤剂。但是小剂量毕竟药量轻微,难以治疗病势较重的疾病；而且,传统汤剂每方剂量各不相等,方中单味药物的用量也各自不同,其间相差可由几倍到十数倍、数十倍,宋代小剂量煮散剂每服一概取3-5钱为准,方药剂量之间的差异性被抹杀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