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以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方法作为方法论，运用组织中的合谋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分析专制王朝官僚组织中的合谋行为及其演化过程，寻找王朝更迭原因的经济学解释。本文将产权理论和“坐寇”理论引入对国家本身的分析之中，假定在古代以暴力界定国家产权。君主作为暴力潜能垄断者而获得国家所有权，从而获得对农民征税的权力。农民由于缺乏暴力潜能，在生存没有受到威胁时，接受任何水平的税收。君主作为委托人，雇佣一群代理人即官僚代为征税。由于地域广大和管理交易成本的缘故，这个官僚制度采用科层制度。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君主和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官僚的行为就有道德风险。在监督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这种道德风险表现在官僚之间会进行合谋：对上隐瞒信息，对农民则在正税外加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合谋经过演进和重复，最后演变为官僚组织中的潜规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真正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君主权威的下降和官僚间合谋的强化，君主的监督技术在不断恶化，官僚组织对农民的剥削程度因而具有内生性增长的趋势。同时，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作为代理人的将领在管理中有偷懒和腐败的积极性，致使军队战斗力下降。君主作为所有者，虽然从理论上寻求长期利益最大化，但由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君主也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此外，君主为维护其产权，在缺乏第三方仲裁机制的情况下，有积极性屠杀功臣和任用亲信集团。在官僚组织的腐化到达一定程度时，可能会有一些官员出于偶然的道德原因而进行变法。但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变法不可能改变官僚组织中信息不对称的结构。由于变法违反合谋潜规则，官僚集团缺乏变法的持续性动力，最终导致变法失败。变法失败后，官僚集团对农民的剥削就会沿着涸泽而渔的道路继续深化，最后由随机暴力冲击触发反抗王朝统治的暴力链式反应，造成王朝更迭。本文结合其他国家的情况，说明所有农业社会中的专制帝国在军事扩张停止后都会有周期性王朝更迭的局面出现，从而支持本文的结论。这样，在本文的分析中就以合谋为核心，给出王朝更迭的经济学解释：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原因在于官僚组织内部合谋程度的周期性变化，王朝更迭的实质在于更迭官僚组织，以合谋程度较低的新官僚组织代替旧官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