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创立于1997年新刑法,但其实该罪脱胎于旧刑法中的流氓罪,并先天不足的沿袭了其母罪的“口袋罪”属性,且在对寻衅滋事行为进行立法完善及相继出台了两部与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后,也无法改变该罪法条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模糊性等特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囿于自身的一些办案规则,由此产生的司法之过也使得该罪在被适用时“口袋罪”的口径被不断扩大,成为了惩治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兜底罪名。而随着寻衅滋事罪被不断扩大化适用,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这一司法怪象不仅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使无罪之人被苛以刑罚,也会损害部分行为人的人权保障,致使司法的权威性频造质疑。在立法层面暂无可能清除该罪的前提下,司法人员对该罪适用时不仅需要秉持罪刑法定原则,也需要发挥司法智慧,寻求出对该罪进行限缩适用的路径:首先,在处理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时,既要多角度寻找此罪与彼罪的分野,例如不能简单以行为人是否具备流氓动机等要素草率地区分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犯罪,又要认识到此罪与彼罪有时还存在竞合关系的可能性;其次,正确运用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寻衅滋事进行出罪限缩,注重把握被害人对于案件的引发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以及考量行为人是否满足司法解释及刑法所确立的从轻处罚、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最后,适用法律的过程也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对寻衅滋事罪应当合理限制解释,严格限定该罪的入罪门槛及适用领域,也能更好地避免该罪被不当地被扩大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