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凯恩(1971-1999)的作品经历了风格和主题上的转变。相较于直接呈现暴力场景的前期剧作《摧毁》和《清洗》,其后期作品《渴求》和《4.48精神崩溃》有着更破碎、抒情的风格,也更重视个体的精神世界。理解这一转变有助于把握凯恩的整体创作,但现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本文借助费尔曼的证言理论,将凯恩的转变解读为她在经历创伤见证的危机之后、对创伤表现方式的新探索。通过分析凯恩在不同创作阶段的技巧和主题,本文说明了凯恩作品从见证创伤事件到见证创伤的不可言说的这一变化过程,探究凯恩作品在个人伤痛中传达创伤情绪、表达社会关怀的方式。凯恩的早期作品《摧毁》和《清洗》通过直接呈现暴力来见证创伤事件。从士兵对战争罪行的证言,到恋人们遭受迫害时的誓言,剧中人物竭力证明过往的事件。为了强调创伤事件的存在,凯恩以视觉上的暴力场景实现临场感,并拒绝惯常的、新闻般的记录方式。对于英国社会来说,九十年代的主要暴力事件都发生在遥远的异国。在暗指波斯尼亚战争和集中营的背景下,凯恩意在引起读者观众对暴力后果与岛国心态的反思,唤起见证创伤事件的责任意识,并在剧作结尾埋下了带有救赎感的、发生新变化的可能性。然而,作家意图展现的积极含义传达受阻,作品在观众接受上也遇到挫折,暴露出了《摧毁》和《清洗》中存在的见证危机:直接展现创伤事件限制了对其意义的理解。对于这种直接呈现方式的幻灭,使凯恩转向于更破碎的形式和更悲观的主题,关注重点也从创伤事件转为受创自我。这一转变在《摧毁》和《清洗》中已有端倪,并在下一部作品《渴求》中发展为记忆的破碎和“没有见证人”的状态,即见证人的崩溃。凯恩最后的作品《4.48精神崩溃》不再呈现创伤事件,而关注受创者的内心图景;所见证的不是创伤事件的发生,而是创伤的不可言说。凯恩以创伤事件的缺位来展现需要表达创伤、却又无法表达的这一矛盾。因此,由剧中的声音丧失和记忆空白所带来的沉默,就成为一种表现受创自我及其叙述困难的方式。在这种“失声的见证者的证言”模式中,凯恩表现了创伤的矛盾本质,将表演本身变为一次创伤体验,让观众参与到由个人伤痛引发的公共讨论中,对定义正常与不正常、造成异化结果的社会规范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