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中,老舍的“俗世”是特别的。老舍一生都在书写凡俗、琐碎的“俗世”生活,用哀怨的语调讲述着“俗世”的悲欢离合。在这个艺术化的“俗世”中,老舍倾注了毕生的创作热情,以及自己对“俗世”中个体命运的关心和民族、国家前景的关切。注重生活细微之处,关注人生凡俗一面的作家并不在少数。老舍的特别之处在于,“俗世”不仅是他最初灵感的来源和创作之初自觉表现的社会层面。作为形而上的对立面,“俗世”同时也是老舍在文学创作和思想认知上始终无法逃脱的形而下的范畴。他的小说创作也始终以悲观、哀怨为底色,表现“俗世”中的悲欢离合,表现“俗世”的过去及当下,难以建构未来的图景。对与“俗世”这个切入点而言,除了长篇小说,也需要老舍的其他中短篇小说作为支撑。老舍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并且相对于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分布得较为均匀。同时,在体裁上,中短篇小说也更能体现老舍对形式技巧的自觉追求和对单一主题的表现与思索。因此,本文以“俗世”作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时期老舍中短篇小说文本内部的叙事建构,同时联系外部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以及当时的文学思潮剖析不同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整体呈现的主题蕴含。在梳理历时性变化的同时,横向归纳各阶段作品中的相似之处,以此把握老舍创作的脉络及作品风格的深层根源。老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921年至1933、1934年至1938年、1943年至新中国成立。本文的主体共分为三部分,分别对以上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在第一阶段,老舍主要以象征而非模仿的方式建构“俗世”,用寄寓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哀怨;在第二阶段,老舍通过使用更加灵活的叙事策略,立体细致的叙事方式使小说中“俗世”的形态更浑圆。在多维的叙事中直白地表露自己悲观的哀叹和矛盾、徘徊的苦闷。小说的基调也越发沉重、压抑;在老舍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都带有“重复”的意味,作品中的几种情节模式都曾多次出现在前两个阶段的作品中。“俗世”的悲欢呈现了模式化的倾向和宿命论的意味。情节模式的“重复”是老舍深陷矛盾之中,反复体味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的文学化表现。而“重复”的不同之处在于,前期的矛盾的挣扎已经变成了一种笃定的悲观,“丰富的痛苦”已变为之后无力的哀怨。在“重复”的循环中,老舍的小说只能一次次去表现“俗世”层面的悲欢,无法构建出未来的远景形象,老舍本人最终无法也跳出“俗世”的范畴去思索形而上的出路——这也正是老舍悲观、哀怨的美学风格的根源所在。中国现代文学紧迫、动荡的生成环境和它在发展过程中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使文学评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消极、悲观的意蕴视为作品的不足和缺陷。但使老舍的创作充满张力的,正是以往被视为“不足”与“缺陷”的部分。身为“俗世”的表现者,他思想上的矛盾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终其一生,老舍都沉浸在“俗世”矛盾之中无法自拔,难以去从宏观的角度思索未来,也难以获得形而上的慰藉。但由此而生的悲观与哀怨却成就了老舍独特的风格。悲观、哀怨正是老舍个性气质和思想复杂性在文学写作中的体现,是“写家”老舍的艺术风格,也是老舍文学世界独特的美学内涵。